作为一位杰出的农业科学家，袁院士不仅帮助我们创造了宝贵的科研成果和物质财富，而且为我们展示了崇高的科学精神和道德风范。在他身上，杰出的科技才华与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达到了较好结合和高度统一。

他具有为国为民为事业不畏艰难、勇于付出的献身精神。袁隆平认为：科学研究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科学家的心中必须装着祖国和人民。自年轻时亲眼目睹饥荒以后，他就立志献身杂交水稻事业，为战胜饥饿而顽强拼搏，锲而不舍。他曾遇到过政治风暴带来的险恶，经历过恶劣环境带来的艰苦，遭受过科研攻关出现的挫折，品尝过天伦亲情割舍的愁苦。然而，面对种种困难，他从不曾屈服。正是因为具有这种迎难而上的勇气，杂交水稻研究的一道道难关被他攻克。上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布朗发出了“未来谁来养活中国？”的疑问，引起世界性的恐慌。袁院士以研究杂交水稻的成果，乐观而自信地回答：依靠科技进步和国人的努力, 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养活自己，同时还能帮助其他国家发展杂交水稻, 造福世界人民！实践证明，他和他的科研团队已经做到了。

他具有不迷信权威、不因循守旧、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种优势”，这曾经是世界经典著作中论述的结论。20世纪60年代初，当袁隆平受天然杂交稻具有优势现象的启示，发现事实与这一结论不相吻合的时候，他毅然冲破了传统的束缚，勇敢地选择了杂交水稻研究课题，并最终取得了三系法杂交水稻研究的成功。但他并不居功自傲，而是不断挑战自我，进一步研究两系法杂交水稻和超级杂交稻。他说，“我的个性就是总觉得不满足”。而正是因为他的不满足，成就了领先世界水稻超高产竞赛的奇迹，实现了日本、IRRI制定但至今尚未达到的目标。

他具有理论联系实际、勤奋进取的务实精神。袁隆平院士始终信奉“实践出真知”，他认为成功的要诀在于“知识、汗水、灵感、机遇”，首先强调的就是理论基础和务实精神。20世纪50-60年代，米丘林、李森科遗传学说盛行，他视野开阔，通读外文资料，了解到了孟德尔、摩尔根现代遗传学理论研究的新动向，从而毅然抛弃了李森科的荒谬学说，并打开了杂交水稻“王国”的大门。四十多年过去了，他始终保持着实干家的本色，田间地头就是他的实验室。攻关早期，10年间有7个春节在海南试验基地度过。如今虽已七十多岁，但仍坚持下田观察。他还每年赴海南三亚坐阵主持超级杂交稻的南繁研究，并经常到各处实地考察，了解情况。他常说：“我不在办公室，就在试验田。”但对于越来越多的社会活动，他却常常避之唯恐不及，为的是“躲起来做点事”。

他具有顾全大局、不计名利、甘为人梯的协作精神。20世纪70年代，袁隆平曾把自己研究小组发现的“野败”材料毫无保留地分送给全国18个研究单位，从而加快了协作攻关的步伐，使三系配套得以很快实现。20世纪80年代，他带领 “863”项目组开展攻关，从不以单位不同而保守秘密，因而协作组内团结协作，很快出了成果。他没有把两任总理拨给的2000万元作为自己的研究专款，而是组织起全国东、西、南、北、中的协作单位共同研究、共同分享。他还将所获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科学奖和世界粮食奖等奖金全部捐献出来，设立奖励基金，奖给有贡献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他不仅关注中国粮食问题，而且也关心世界粮食安全问题。他慷慨地将自己多年积累的经验、技术和育种材料，包括细胞质雄性不育系传授或赠送给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以帮助他们发展杂交水稻。但面对国际上多家机构和组织高薪聘请他出国工作，他却以国内工作需要为由而婉言谢绝了。

他具有着眼长远、奖掖后学、汇聚人才的团队精神。40多年来，袁隆平始终注重人才团队的培养和更新，以确保杂交水稻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在他的努力下，不论是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还是各协作单位，都形成了一支梯队结合、协同作战的技术队伍。如在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多年来他总是每年把与美国水稻技术公司合作所得的顾问费捐献出来作为所长基金，累计捐资达 100多万元，资助科研人员特别是年轻人继续坚持已有希望和潜力的项目研究。他不仅思想开明，而且意识超前，不遗余力地加强对高精尖技术人才的引进和培养。现在，研究中心的人才队伍已形成高水准的梯形队伍，高级研究人员超过30名，占科研人员总数的一半；同时，相继培养出一批博士、硕士，为大大提高科研水平准备了后备人才；并先后输送多名年轻科技人员出国或到香港深造。

袁隆平院士不但具有可贵的科学精神，而且具有崇高的道德风范。

他谦逊豁达，平易近人。杂交水稻的成功虽然带给了他许多荣耀和光环，但他却从不摆名人架子。在他的研究中心，他经常组织研讨，鼓励大家发表见解，集思广益；尤其在启动了第三期超级杂交稻研究的情况下，他慷慨筹资，开展项目的招标，鼓励专家积极投标；他经常接待国内外同行的友好访问，十分珍惜这样的交流机会，常常邀请客人举行学术讲座，虚心地请教问题。有时，大家考虑到找他的人太多，就帮他挡驾。有一次，几个农民上办公楼时被挡住了，袁隆平得知后便赶忙招呼农民到他办公室坐，和农民促膝谈心。事后他说，做农业科研的人应该知道农村粮食生产方面最新最真实的情况。

他严于律己，廉洁奉公。袁隆平是全国政协常委，乘飞机却总是坚持坐经济舱。有一次，买机票的同志因他的身份买了头等舱，谁知他硬是命令秘书退掉头等舱，换了经济舱。由于工作需要，单位里几次决定给袁隆平换大一点的办公室，再装修一下，但他不同意，他说：“这间办公室蛮好嘛，我都习惯了，有感情了，再说，装修要花钱，何必浪费呢。”

他纯朴善良，关心他人。袁隆平不讲究吃穿，办公室的设施也很简单。但他却乐于助人，不求回报。湖南郴州有个叫曹宏球的农民，为了表达对袁隆平的崇敬之情，拿出5万元积蓄，请人给袁隆平塑了一尊汉白玉雕像。袁隆平知道之后很不高兴。但后来听说曹宏球家因为自然灾害陷于困境，袁隆平赶紧让人给他送去了2万元钱。后来雕像遭受日晒雨淋，曹宏球无力维护，请求袁隆平资助时，袁隆平却不同意给一分钱。袁隆平非常关心农学后代，捐助了多名困难学生。他带的一名博士生来自农村，家里生活困难，有一次打电话给袁隆平，说父亲病重住院，急需用钱。袁隆平十分同情，从自己的工资收入中给那个学生寄了2000元。

他重情重义，珍爱家庭。对伯乐和朋友，袁隆平知恩图报。20世纪60年代，当杂交水稻研究处于逆境中的时候，国家科委九局局长赵石英曾给予袁隆平强有力的支持。几十年后，袁隆平不忘伯乐，思图报答。上世纪90年代，赵石英患病住院时，袁隆平派专人赴北京看望、问候。赵石英病逝后，袁隆平十分难过，在隆平农业科研基金会首届颁奖时，特意给已故的赵石英颁了伯乐奖。湖南省农业厅原厅长陈洪新，曾在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后，积极宣传呼吁，组织推广。陈洪新离休后，举家迁居海南省海口市。袁隆平不忘这位老厅长的知遇之恩，每年赴三亚基地育种时，差不多都要去探望老人，并且好几年为他祝寿。对家庭和亲情，袁隆平看得很重。他和夫人邓哲于1964年结婚。为了进行杂交水稻研究，两人异地分居 20多年。理解、支持丈夫的邓哲毫无怨言，独自承担起家庭的全部责任。对此，袁隆平总是感念不已。在他的记忆里，曾经有一段几乎令他心碎的“黑色”日子。那是1982年春天，袁隆平的母亲、岳母和邓哲三人都病了。他同时跑三个地方轮流照料病人，忙得焦头烂额。邓哲躺在病床上深度昏迷不醒，将近半个月没有睁开眼睛，靠输液维持生命。袁隆平白天照料两位老人，晚上几乎夜夜陪在妻子身边。他为妻子擦身子、换衣服，一勺一勺地喂鸡汤；为她背唐诗、讲故事、唱歌。一个月后，邓哲顺利康复出院，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袁隆平曾说，爱，是一份长久的承诺；爱，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每个细节中，那怕是一个会心的微笑，擦一擦汗，洗一次碗，陪爱人逛一次街，都是幸福的，值得回味的。家和万事兴，如今，袁隆平的3个儿子都事业有成，孙辈聪明伶俐，一家人其乐融融。

他健康乐观，热爱生活。袁隆平认为保持身体健康是做好工作的前提。除了工作，他每天还腾出时间参加文体活动，尤其喜欢打气排球和游泳。他说：“我的生活内容很丰富，因为生活本身就丰富。工作也很愉快，能为国家、为世界做出贡献是最愉快的。我现在开车下田，当然这是对工作有利。我还喜欢拉小提琴，这是业余的。我更喜欢读书，其实，我们不管喜欢什么，都能从书中得到答案。”他外语功底厚实，近年来仍坚持通过看外文书、查词典、听收音机、背英语单词进行强化。他为人风趣幽默、性情率真，工作之余常跟年轻人在一起讲故事、下象棋，无拘无束地享受生活的自由和欢乐。

正如最新出的一本关于袁隆平的书——《大师境界》中所说：“任何一个曾经饱尝饥饿的人，任何一个现在吃得饱、吃得好的人，无不感激‘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他执着追求，勇于担当，百折不挠；他功勋卓著，誉满全球，荣辱不惊；他重情重义，酷爱自由，率真守拙；他是中国的骄傲，人类需要这样的科学家！”作为他的同胞，我们有责任大力宣传这样的科学家，深入学习这样的科学家！（来源：新华网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党委书记 宋再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