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3月10日8时56分，中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在北京诞生。医生正在为婴儿做产后处理。　　新华社资料图片

出生 1988年3月，张丽珠教授怀抱着刚刚降生的试管婴儿小萌珠。新华社资料图片

孩童 1990年3月，满两周岁的试管婴儿郑萌珠（中）和妈妈、爸爸在一起。 新华社资料图片

少年　1998年3月6日，郑萌珠回到她的诞生地———北医三院，度过十周岁生日。新华社资料图片

花季 2008年3月7日，20岁的郑萌珠在北京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本报记者 韩萌 摄

一晃二十年过去了。

郑萌珠，中国大陆第一例试管婴儿，已经成为一名大学生。

2月25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庆祝试管婴儿二十周年的晚会上，郑萌珠的一举一动都成为媒体闪光灯的焦点。

这让首例试管婴儿的制造者张丽珠，想起郑萌珠出生的那一刻。

1988年3月10日上午8点56分，郑萌珠出生时，相机的喀嚓声响成一片。还来不及拍打，重3900克的郑萌珠已经嘹亮地哭了起来，张丽珠松了一口气。

郑萌珠的诞生表明了中国现代医学技术完成了一次重大突破，她也因此被赋予了符号的色彩。她习惯了被注视，但她也发现，这种注视慢慢在淡化。

试管婴儿成为很多人的选择，他们已不再特殊。

有人曾说“做试管婴儿不如做试管奶牛”

1978年7月25日，世界首例试管婴儿诞生于英国剑桥。

6年后，试管婴儿对中国来说，还是一个新鲜的概念。

协和医院的何萃华在新加坡第一次接触到试管婴儿时，抑制不住的惊喜。身为妇产科专家的她，在国内接触了太多不孕不育的病人。那时，不孕不育患者占看妇科病人数的四分之一。“医生都不愿意看不孕不育”，何萃华说，因为看了也实在没有法子可想。

张丽珠开始搞试管婴儿时，受到了这样的质疑：中国人口这么多，搞试管婴儿是和计划生育政策唱对台戏。为此，张丽珠专门查了计划生育的相关政策，发现有帮助不孕的病人怀孕这一条。有人还问她，做这个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张丽珠的回答是，国家和人民是分不开的，人民有这方面的需求，对人民有好处，就是对国家有好处。

同样，何萃华也受到了质疑。她当时的一个领导，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做试管婴儿倒不如做试管奶牛，还有牛奶喝”。何萃华说，那时候牛奶缺乏，只能供给小孩和老人，那位领导认为，有了试管奶牛可以满足广大人民的需要。

1985年香港明报以“试管婴儿作用大，十亿人民需要它”为题目，刊登了何萃华的呼吁。

当时，张丽珠所在的北医三院生殖中心已经开始研究体外授精和胚胎移植，但是尚未用到临床。

1986年，北医三院、北京协和医院、湖南医科大学三家联合申请，最终被列为卫生部七五重点科研规划，名字叫“优生－早期胚胎的保护、保存和发育的研究”。何萃华说，直接说研究试管婴儿是不会批的，因为不孕在当时看来只是少部分人的需要。

批准之后，三家医院要聚在一起开会。当时天降大雪，张丽珠和何萃华要搭飞机赶到长沙。她们在飞机场等了半天，时间过了却没有人通知她们。张丽珠再去问，才知道飞机已经飞走了。最后在她们的力争下，机场派了一架小飞机送她们。一路上，飞机摇摇晃晃。这让何萃华想到，也许试管婴儿的研究也会跌跌撞撞。

专家先在兔子身上做试验

设备是一项大困难。很多设备国内没有，去国外买，美元又不够。

最开始的体外授精是在兔子身上做试验。北大基础医学院组织胚胎学的李英还记得，当时兔子的取精器是用放在温水里的避孕套代替的。何萃华实验室里的培养液，是托朋友从外国实验室带出来的，冰箱是别人淘汰的。

取卵针本来应该是一次性的，为了省钱，反复消毒重复使用，后来针头变钝了，就拿到钟表店磨，取卵针上的螺纹磨掉了。张丽珠记得，那时候卵泡液都是放在保温杯里，工作人员揣到怀里穿过操场小跑到另外的实验室去找卵。

刚开始的时候，研究人员甚至不认识人卵的样子。何萃华说，当时教科书上画的是猪卵。第一步是从国外的文献里认出人卵，然后再从显微镜下寻找真实的卵子。

认识卵子之后就要取卵，当时国外都是腹腔镜取卵。但是中国大陆妇女输卵管不通，大多是由结核引起的，在输卵管内结了一层壳，用腹腔镜看不到。张丽珠只能用手去摸，所以最初决定采用开腹取卵。

妈妈心想“就是生出癞蛤蟆我也高兴”

就在专家们研究试管婴儿这种高科技的时候，远在甘肃礼县农村的郑桂珍有的是最传统的烦恼。家里四代单传，她结婚20年，到了38岁仍没有生育。至今她一提起当年，就掉眼泪。她说，作为一个女人，连孩子都生不出来，觉得活着没有任何意义。

经历了多次的希望和失望，郑桂珍在中央电视台九州方圆栏目里听到了北医三院可以做试管婴儿。她坐火车赶到北京，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这次不行，就是被火车轧死也不回去了”。

她完全不知道试管婴儿是怎么回事，只知道凭着这条路，她能有个孩子。她听不懂，也不想问。医生让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第一次开腹取卵，她是到了手术台上才知道要开刀。

卵子取出后，要放到培养液里培养五六个钟头，李英清楚地记得，当时郑桂珍被取出了四个卵子，都放在试管里，她负责把这些卵子上的附着物吹走。吹完之后，李英用显微镜重新观察一遍。她突然发现第三个试管里的卵子不见了，她用显微镜仔仔细细找了一遍，还是没有。她吓坏了，把试管放平再找，最后发现，卵子贴在试管壁上，正好是显微镜的死角。

以至于过了二十年，李英仍觉得那个调皮的卵子，就是日后的郑萌珠，“她那时候那么调皮，差点就不见了”。

受精卵形成胚胎后用针打入郑桂珍的身体，那次她是清醒的。现在回想起来1987年6月24日那一刻，她还说，自己感到无比幸福。

再之后，郑桂珍确定怀孕了。有护士问如果B超出来是一个女孩，她高不高兴。她说，“别说是女孩，就是生出一个癞蛤蟆来，我也高兴”。郑桂珍说自己当时的念头，就是只要是自己生的，什么样子她都接受。

第二次开腹是剖腹取出孩子，她高兴得一夜没睡着觉。她说，那一刀是幸福的一刀，希望的一刀。

丈夫左长林也是如此。在生之前，张丽珠找他谈话，说有可能有兔唇或者其他之类的小毛病。左长林乐呵呵的说，没事没事。孩子出生之后，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会随着婴儿的啼哭拍手。

郑桂珍说，看到孩子的那一刻，觉得心里一下踏实下来，“我这辈子都值了”。她是一个小学教师，给孩子起名叫萌珠。萌，是萌芽，试管婴儿的第一例。珠是为了纪念张丽珠，也是为了和自己名字里的珍字对应。

试管婴儿曾被误解为在试管里长成婴儿

郑桂珍带着孩子回家，心里也稍有忐忑。

毕竟让农村人理解试管婴儿的概念，太困难了。

那时候，很多人都不了解试管婴儿是怎么回事。普遍存在的一个想法是，胚胎在试管里成长为婴儿，按照这个说法，随着孩子的长大，试管也要换成更粗更大的。甚至有记者找到张丽珠，告诉她，领导要求一定要拍到试管婴儿破管而出的那一刹那。

张丽珠只好一遍遍地普及知识：“试管婴儿”不是在试管中长大的婴儿，受精卵只在体外培养两三天或者四五天，形成胚胎后就移植回母体子宫、着床继续发育成胎儿，一样是十月怀胎，一朝分娩。

但是，还是有误解。张丽珠曾经看到电视上，有一个产妇生了试管婴儿从医院出来，她的婆婆在外面骂街，说什么试管婴儿，不是我家孩子，让她滚出去。张丽珠说，听到这句话，她难受得就像听到让自己滚出去一样。

郑萌珠的成长同样要面对不同的眼神。幸运的是，她有一个坚强的妈妈。郑桂珍从小就告诉她，她是试管婴儿。郑桂珍说，“萌珠你是头一名，你是状元”。有些事情郑桂珍也解释不清楚，她告诉村里人，试管婴儿就是通过治疗怀了孕。

遇到有人对萌珠指指点点，郑桂珍就对女儿说，别怕，试管婴儿不是贼也不是流氓。后来郑萌珠也习惯了，她说小伙伴都很体贴她，从来不问。到上了中学，生理课本上有她的名字，老师就会让大家自己看那一节。

如今这个群体不再特殊

2008年2月22日，郑萌珠首次进入当年孕育自己的实验室，看到显微镜下的卵细胞、精子细胞和营养液。她说看了之后才知道，当初的医生妈妈多么不容易，也意识到自己只是比别人多了点科技含量。

在二十周年的晚会上，郑萌珠唱了一首《怒放的生命》，“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我要我的生命得到解放，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

郑萌珠说，她和同是试管婴儿的孩子之间有种熟悉的感觉，即使是第一次见面，“也许因为我们是一样的”。郑萌珠不知道，从1988年到2004年，中国大陆已经有10000多例试管婴儿出生，这个群体不再特殊。

张丽珠希望郑萌珠能快乐地生活着，到5年或者10年之后，有了自己的下一代，让大家知道，试管婴儿和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本报记者 张寒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