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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期间，中国将通过科技创新驱动推进经济结构战略转型。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认为，培育自主创新能力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尤为关键。
“十一五”期间，中国科研经费年均增长２１％，却仍未达到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提出的占ＧＤＰ比重２％的目标，而２０２０年设定目标为占ＧＤＰ比重２．５％。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方新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加大投入很有必要，但培养创新能力、提高科学决策能力，把科研经费“用好”“用得有效”更为重要。
据介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今年将投入上百亿元人民币用于支持有科学创意的基础研究。方新说：“最大的问题是缺少好的选题，而不是资金紧张。”
中国科学院外籍神经生物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蒲慕明认为，缺乏严谨态度和创新精神是中国目前科学文化需要克服的问题。
物理学家何祚庥在博客中说，科技界有一股浮夸不实的学风。热衷向社会公众夸大宣扬成绩，以此来换取领导和社会公众支持，增加科研经费。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郭雷认为，科学体制亟待改革，诸多浮躁现象的主要根源在于科研导向、管理机制和评价体系存在弊端。
郭雷说：“由于对科学发展规律存在模糊或片面的认识，普遍要求科学成果对经济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基础研究的整体水平。”
近年来公众对科学丑闻关注度不断升温。历时４年调查，今年２月科技部发布通告，撤销西安交通大学原教授、长江学者李连生所获２００５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收回奖励证书，追回奖金。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和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去年在美国《科学》杂志发表文章，批评中国科研基金分配体制，认为经费分配依赖于私人关系而非学术优劣阻碍了中国创新能力发展，引发科技界轩然大波。
方新说：“制定科学计划或指南过程中，科学家的话语权分量不同，这在全世界都很普遍。关键要有一套制度设计，正确地吸纳公众、专家和政府的意见，做出民主科学的决策。”
郭雷说，效率较低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科研管理方面存在条块分割、多头管理、各自为政问题，许多科研部门把对外争取经费数量作为对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工作评价和考核的硬性指标。
方新说：“有一些从事高技术研究开发的院所，８０％－９０％的经费要靠自己跑项目去争取，这不利于科技人员专心科研。”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相建海说，科研经费的到位时间错位，导致“攻关的时候钱不够，不攻关的时候钱不知道怎么花”。
郭雷建议，应减少政府部门对科研项目从立项、遴选、评估、验收到奖励的具体管理，避免管理职能“错位”，应将对具体科学成果的评审和奖励交给公认的学术团体和学术组织。
蒲慕明则认为，科研工作者加强自律更为关键，“真正有产出的科学家在中国没有得到资助我没听说过，但在美国却比比皆是。”
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李邦河在两会期间呼吁，应培养科研工作者内在的职业冲动。
方新说：“实际上，中国大量的科技工作者在默默无闻地工作，青藏铁路的通车是常年在极端环境下对冻土进行观测的结果。国家应加大对基础性研究和公益性研究人员的激励和保障。”
方新还认为，加快产业转型与科研发展具有相互促进作用。据介绍，２０１０年中科院在地方转化科研成果新增的效益超过１０００亿元，其中在江苏省转化科技成果当年产生的效益即为４００亿元。
“制造业转型，企业有了内在的需要，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这对提升科研水平也起到了促进作用。”方新说。
两会期间，十二个省市的最高领导来到中国科学院洽谈科研合作项目。“以前主要跑政府主管部门的地方领导，最近几年都来中科院会谈，这正反映了创新正在成为国家发展的内在动力。”方新说。（记者周舟 刘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