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出来闯世界的小边对于未来还没有太多的想法，他只知道明年可能会跟着公司去山西修铁路。

当听人说起现在的社会“有车有房”才能结婚，小边一脸无所谓：“有房啊，在老家盖的；有车啊，家里有拖拉机。”

对于小边来说，前路是不可预测的，但也是无可畏惧的，因为他正年轻。

“年轻人出来闯，我很羡慕。”到了晚上睡觉的时间，老李盖着被子躺在床上说，“我这么大年纪了还要出来挣钱，感到很凄凉。”

老李的手机响起，是远在河南的老婆打过来的。春节快到了，在广东打工的大儿子还没回家，二儿子留在洛阳不回去，三女儿已经出嫁了，老婆希望他能早点回家过年。

“什么时候我的工资袋也能装得满满的？”

北京六环外顺义区赵全营镇，从首都国际机场起航的飞机轰鸣而过，一个占地面积不大的开发区坐落于此。

阿光说他第一次过来的时候，差点没找到地方。现在，他的妻子在这里的一家模具厂做模具抛光，而他去了另外一家更偏僻的工厂当模具钳工组组长。

“1月26号到29号这几天，为了赶工期，我总共休息没超过20个小时，最长从早上8点干到第二天早上9点。”阿光说，这都是为了给朋友新开办的工厂尽力帮忙。由于天气寒冷，加上天天和冰冷的钢铁打交道，他手上生了冻疮，脚上也长了水泡。

不过对于已经“出道”十年，有过40个小时不间断工作经历的阿光来说，这样的劳动强度并不算什么。

1999年，18岁的阿光在湖南衡阳老家读完中专，像很多湖南的农民工一样，选择了南下广东打工。第一份工作是在东莞市的一家模具厂做学徒，每个月250块钱，还要被扣去20%的“培训费”，加班费是1个小时8毛钱。

头一个月发工资时，工厂里有的老师傅拿到了五六千元现金。阿光说他当时就在想，“什么时候我的工资袋也能装得满满的？”

梦想的实现比想象中来得要快。一年半后，“学成出师”的他去了另外一家工厂，月收入一下子涨到三千多。后来，从东莞到惠州，再到珠海，他换了好几份工作，并于2009年5月份来到北京，现在月工资有五千块钱。

这么多年的打工经历，让阿光明白要想成功“一定要舍得吃苦”。他至今记得在珠海工作时一位台湾老板说过的话：“我现在可以说什么都有了，但每天睡觉不超过6小时。”谈起那些靠个人奋斗脱贫致富的朋友，阿光总是显露出敬佩的神情。

阿光曾经介绍一个表弟去工厂做学徒，可表弟对天天扫地、擦机床的工作很有脾气。他说，自己当年厕所都扫过，如果连机床都不会清洗，以后怎么去设计和制作模具呢。

“现实就是这样。”这是阿光看了电视剧《蜗居》后的感受。他认为相对于比较现实、没办法创业的老一辈农民工，自己仍然有改变现实的勇气。

和十年前相比，接近而立之年的阿光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肩上有了更重的担子。现在，他的理想是“多赚钱，当老板”。回家过完春节后，他将前往重庆和以前的工友一起合伙创业，“人生多磨难，创业没成功的话，大不了干回老本行”。

至于以后在哪里安家，阿光说他不会回农村老家，但也不想呆在大城市，可能会考虑在县城安家。

返乡过年的前一天，阿光和妻子一起来到顺义城区买东西、理发。花了200多块钱，妻子平生第一次把头发给烫染了。也许两天后，“留守”在老家的两个孩子见到她时，一下子会认不出这位从北京回来的“新妈妈”。

“留在北京可以寻找机会”

“毕老师”———同事们现在见到刘青，喜欢这么称呼他。在这家防盗门企业的元旦联欢会上，刘青和几个同事表演了一个节目，模仿的是去年央视春晚的小品《不差钱》，他扮演的正是“毕老师”。

当然，现实生活中的刘青还远远谈不上“不差钱”。他给自己制定的规划是要抓紧时间赚钱，以后在北京长期发展，在北京买房安家。

老家在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的刘青出生于1987年，16岁初中毕业后，家里供不起他上学，于是来到了北京。第一份工作是做电工学徒，每个月800块钱，做了两年，后来又干过送货员。

“刚来北京的时候，什么都不懂，老想回家。”刘青说自己19岁到22岁时，感觉力量很薄弱，也没什么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