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姑娘苏明娟的“大眼睛”成为希望工程的宣传标志。 解海龙摄

■我们坚持不依赖行政动员，通过民间力量来筹资，开了先河。

■希望工程在推动行业内组织建设、内部治理、激发公民意识、动员民间力量等方面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

■希望工程存在“八大隐患”，每个隐患都是地雷，公众对我们的期待是“万无一失”。

■公益运行链的再造对接，公益资源的优化配置， 是当前最迫切的议题。

在希望工程20周年之际，本报采访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首任秘书长徐永光和现任常务副理事长顾晓今，听听他们对希望工程运行及公益事业发展的思考。

创办之初曾被怀疑是个骗局

记者：青基会一创办，您就到了这个机构。当时，中国的公益事业还处于起步阶段，主动的公益意识不强，你们是怎么样筹到善款的呢？

顾晓今：1989年青基会刚刚创办，人们在观念上习惯于政府主导，依赖单位。青基会是共青团中央下属的，当时也有人提出可以让团中央发个号召，让每个团员捐两块钱，那也不少了。但是，我们坚持不依赖行政动员，通过民间力量来筹资。这一观念现在大家习以为常，但当时正是青基会开创了这一先河。

一开始，我们买来《邮政编码大全(工业企业卷)》，一个个发信。我们工作人员也就七八人，我记得发了13万份募捐信出去。当时上班就写信封，下了班还带回家让家人帮忙一起写。募捐信还是有一定效果的。但是发信募捐效率太低，一封信成本大概要两毛，也不少，而且有的收到信的人还到公安局举报，怀疑这是不是一个骗局呢。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后来，徐永光秘书长想到：到人民日报登公益广告！1991年5月25日人民日报7版刊登了“希望工程——为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募捐”的广告，人民日报的公信力与发行量为我们打开了局面。没有先例可循，青基会摸着石头过河，开创了很多做公益的新办法。“1(家)+1助学行动”，一对一的结对资助，满足了资助人的成就感，项目获得极大成功。这一做法一直到现在很多公益组织还在借鉴。

记者：青基会并不是中国最早的公益组织，但是因为希望工程的规模与知名度，20年来不仅改变了千千万万失学儿童的命运，更是启蒙乃至引领了中国公益事业。您觉得它的示范作用除了在筹款和项目运作方面，还体现在哪？

顾晓今：青基会对推动社会领域制度环境的改善发挥了积极作用。《公益事业捐赠法》、《基金会管理条例》、《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等法律法规在制定过程中，希望工程和青基会成为最重要的研究案例。

举个例子，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按照规定基金会是不得从捐款中列支管理成本的，如此一来，像青基会这样没有财政拨款的基金会就存在生存危机。而事实证明，社会公益项目的管理是需要成本支持的。2002年，青基会借鉴国际经验，在中国首家推出管理成本社会公约制度，即和捐赠人约定，并通过媒体公告：捐款中的10%将用于希望工程的管理和服务费用。这个制度逐步得到社会的理解和认可，也迅速被其它民间公益组织所借鉴推广。2004年，国务院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开始允许在捐款中列支管理费用。

过去20年中，中国的民间非营利组织出现了“爆发式增长”，个人公益意识、企业公益意识以及社会组织公益意识都开始崛起。作为国内最大的非政府社会项目，希望工程在推动行业内组织建设、内部治理、激发公益意识、动员民间力量等方面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现在好几个大的基金会的秘书长都是从青基会出去的，青基会成了中国公募基金会组织的“黄埔军校”。包括青基会在内的公益组织，已经培育起一个新职业。以前，我们填“职业”一栏时，都找不到对应的，只能写“其他”。现在社工师的职业资格考试都开展两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