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可怕吗

抑郁症的危害在于“高发病、高复发、高致残”。六成以上的抑郁症患者有过自杀愿望或行为，15%的抑郁病人最终以自杀死亡。

刘海啸是幸运的。据统计，在现有的抑郁症患者中，只有不到10%的人接受了相关的药物治疗。

安定医院副院长郑毅认为，这种现状很大程度上与人们对抑郁症的认识不足有关。“抑郁症跟其它疾病一样，有其发生发展的规律，只要治疗及时科学，是有很好的预防和治疗前景的。”

在由世界卫生组织编写的健康与疾病诊断分类标准ICD—10中，抑郁症被归为“心境(情感)障碍”之列，ICD—10编码F32。

然而，抑郁症至今被很多人与“想不开”联系在一起，被作为单纯的“思想问题”、“亚健康”而非作为一种疾病来对待。

现代医学已经证明，抑郁症发病是遗传、体质因素、神经发育和社会心理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家族病史；婴幼儿期不良抚养方式影响神经发育；突发灾难和长期压力，都可能成为抑郁症的促发原因。

医学界普遍认为，抑郁症的发生与大脑中一种名为5—羟色胺的物质水平降低有关。这是一种与情绪传达相关的物质，如果水平降低可导致情绪低落，作为反面，较高水平的5—羟色胺被证实与另一种心理疾病——躁狂症有关。

“高发病、高复发、高致残”，这是精神卫生专家对于抑郁病危害的概括。

北京回龙观医院副院长杨甫德教授介绍说，抑郁症病人会陷入一种“负性认知模式”，极易产生自责自罪的心理。总认为自己每天都在犯错，什么都干不了，总给别人增添麻烦。严重时还会认为自己活着是他人的灾难。“比方说有个病人，认为社会上每天发生的车祸都是他造成的。这是一种典型的自罪妄想。”

这样的心态发展到一定程度，“心情的烦扰会超出对死亡的恐惧。”自杀是抑郁症最严重的后果。六成以上的抑郁症患者有过自杀愿望或行为，15%的抑郁症病人最终以自杀死亡。

复发率高，是抑郁症的又一危险之处。据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教授、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会主任委员周东丰介绍，抑郁症首次发作的自然病程大约为半年至两年，不经治疗即使缓解，复发的危险性也高达50%，两次发作病人的复发率达70%，3次发作病人的复发率达90%。

长期追踪研究发现，抑郁症长久不愈，将对患者中枢神经系统产生不可逆的损害，病人认知功能出现明显缺损，治疗更加困难，也就是造成了所谓的残疾。“在世界前十种致残或使人失去劳动能力的主要疾病中，五种是精神疾病，其中抑郁症名列第一。”周东丰说。

因此，精神医学界普遍强调抑郁症需要及时、足量、足疗程服药治疗。“一般第一次患病症状消失后建议继续服药3—6个月，第二次复发建议服药3—5年，如果复发3次以上就建议终身用药。”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副秘书长田成华对记者说。

然而，现实中，很多抑郁症病人并未选择坚持长期服药，据杨甫德分析，主要原因无外乎有二：其一，对于抗抑郁药物有所抵触，怕吃了上瘾、副作用大或“变傻”。对此，杨甫德解释说，如今使用的药物尤其是一些进口药物，副作用相较以前已经大大减小，患者可以放心长期服用，不会成瘾，更不会“变傻”。

经济亦是不可忽视的原因。目前，一个普通抑郁症病人每个月的服药费用约为每月300—500元。尽管绝大多数抗抑郁药物已被纳入医保目录，但对于贫困家庭尤其是农村地区人群而言，这依然是一笔不菲的支出。因此，一些病人在病情稳定之后，不得已选择了停药，这其中，就包括刘海啸。

征服抑郁长路漫漫

检出率低，就诊比率小，依然是我国抑郁症防治工作中的现实困境。专业精神医生队伍数量少，素质低。同时，精神卫生防治网络建设尚十分薄弱，东西部差距较大。

11月19日，上午10点，安定医院一楼门诊大厅内，挤满了前来就诊的精神疾病患者和家属。挂号窗口显示，当日的抑郁中心副主任王刚和另一位专家门诊挂号已满。

据院方工作人员介绍，抑郁症挂号很难，一般早上7点开始挂号，2个小时之内就挂满，最快的时候一个小时就挂满。原则上每个医生半天接诊量是20人，但常常会加号。

“差不多20年前，我刚开始从事精神科专业时，门诊和住院患者中抑郁症病比例都很少，现在明显多了，可以占到百分之三四十，这跟社会上的宣传有很大关系。自觉自愿就诊比例比以前多很多。”田成华说。

然而，总体看来，检出率低，就诊比率小，依然是我国抑郁症防治工作中的现实困境。

多数情况下，抑郁症状并未引起患者、家属重视。即使明知患病，对于精神病症的传统歧视也使得多数病人对于精神专科医院退避三舍。周东丰教授提供的数据显示，90.1%的抑郁症病人首诊是在非精神科进行的。社会的不接受，使许多抑郁症病人产生“病耻感”，鲜有人愿意向他人公开自己的抑郁症病人身份。一些病人本来可以公费治疗，但是却宁愿自己掏腰包偷偷治疗。

另一个客观现实是，我国专业精神医生队伍数量少，素质低，漏诊误诊情况较多。北京安定医院副院长郑毅介绍说，2007年资料显示，全国注册精神科医师16383人，平均每10万人拥有1.26个精神科医生，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近70%。大多数地区精神科医师没有经过正规专业培训。

周东丰介绍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研，15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综合内科医生对抑郁症的识别率为55.6%，而在我国上海，抑郁症的识别率仅为21%。

待遇与投入不足，是精神科医生队伍面临的困境之一。卫生部9月发布的一项调研报告显示，在我国，精神病专科医院整体经济收入仅为综合性医院的1/15至1/10，自我补偿能力有限。

业内人士介绍，在国外，精神科医生是收入较高的医生类别之一，国内却相反，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精神科医生的积极性。

郑毅说，社会上常有误解和歧视，认为精神科很简单。“事实上，精神科医生的要求非常之高，在国外需在普通医生的基础上再接受两三年以上的专业学习和培训，不仅需要具备各种诊断技术，还要具备识别人的思维、意识和情绪以及心理活动中各种问题的能力。”

目前，我国精神卫生防治网络建设尚十分薄弱，且东西部差距较大。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除西藏整体空白外，青海、甘肃和贵州，精神科床位密度都在0.5张/万人以下。

今年2月，卫生部等部门发布的《全国精神卫生工作体系发展指导纲要(2008—2015)》中提出，我国将努力在七年之内，在全国所有的县(市、区)建立精神卫生防治服务网络。并“完善精神卫生专业机构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工作衔接机制”。

作为亚洲儿童青少年精神医学及相关学科协会主席，郑毅认为“对抑郁症的预防应当从儿童做起。” 在美国，精神科医生中有1/4的人在从事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工作，在我国，专门从事儿童精神疾病工作的不足200人。“我国儿童的精神健康状况如何，目前连一个准确调查数据都没有。全国儿童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对于民族和社会的未来发展都是一件好事，更是一件急事。”

抑郁症

《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定义的诊断标准为：以心境低落为主，与处境不相称，可以从闷闷不乐到悲痛欲绝，甚至发生木僵。严重者可出现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三大主要症状：情绪低落、思维迟缓和运动抑制。（记者　王舒怀　李鹤　程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