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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每年28.7万人死于自杀 四成因为经济困难(组图)
中国发展门户网 www.chinagate.com.cn  2007 年 09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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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做秀时代”的自杀干预

作为南京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主任,张纯很忙。一遇到跟自杀有关的报道时,电视、电台、报纸都喜欢找他,“因为现在搞临床心理学的人太少了”。张纯格外抢手还有另外的原因,和精神科医生相比,从文艺理论研究转行心理学研究的他说话通俗易懂,还很煽情,“更适合媒体和大众的口味。”

有一次,某电视台给张纯打来电话,说有人想自杀,他们要去做节目,邀请张纯担任心理专家进行干预。但当时张纯正忙着,没时间去。于是电视台决定去给想自杀的人做思想工作,请他晚几天再自杀。“没想到,那人也居然同意了!”张纯讲得哈哈大笑。他认为,媒体带坏了风气,连自杀这样的黑色事件都能有办法做秀。而他自己,也在其中扮演了一个角色。张纯的角色意识很强,从事自杀干预工作,扮演拯救者的角色让他体会到自己存在的重大价值,“我总感觉有人在等我,我对他们有责任。”

以前,有一个人等过张纯,那人是张纯社科院工作时的同事。他给张纯打电话,希望两人能见面聊聊。那天电闪雷鸣,张纯不想出门,说有事明天再讲。第二天,他听到了同事的死讯。张纯非常后悔,他无意中失去了拉同事最后一把的机会。这件事成为张纯介入自杀干预的直接动机。此外,还有一个间接动机:张纯曾经历过一个场面非常惨烈的自杀——自杀者直接用雷管贴在后脑勺上引爆。张纯自己也曾自杀过,由于连续两次高考失败而跳河自杀,可因河水太浅而失败,此后张纯便放弃了轻生的念头,还考上了大学。所有这些都促使张纯投身自杀干预,“有些自杀实际上是境遇性的,遇到事情走不出那个圈子,一旦走出,天地宽得很,每天都是新的太阳。”

他希望能够用自己的知识帮助更多的人解决问题。

社工模式:

“自杀干预范围必须扩大,不仅仅只对求助者一个人负责,还需要介入求助者的家庭,同时动用社会力量来改善社会环境……”

南京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的正式注册时间是2004年11月28日。此前,张纯办了一个中华心理教育网。由于自杀是心理危机的一种极端表达形式,所以网站偶尔也会以志愿者服务队的形式,在南京从事自杀干预工作。2004年,因为南京出了好几起学生自杀事件,团市委受市政府的委托牵头来抓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团市委没有专业人才,也没有钱,就想借助我们的力量。”张纯一口答应下来,拿了团市委一个批文,在中华心理教育网办公室挤出空间,挂牌成立南京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同时还搞了一个中华自杀救援网。

谁知道青少年心理危机干预热线一被公布,就不再仅仅是南京青少年心理危机的救援电话了,它成了南京市,乃至江苏省的自杀救援电话,甚至全国各地都有人打电话求助。“一不留神,我们成了自杀救援者,而不是心理工作者。”开始自杀救援,张纯的团队完全是仓促上阵,他们急需相关专业知识的学习和储备。

最初能够找到的资料都是医学模式的,主要来自回龙观医院,它是国内研究自杀干预的领军机构。张纯从资料上得到的认识是,自杀是种病,要从病的角度干预,“可后来做着发现不对,有些人没病,但兴趣就指向自杀。”张纯又怀疑是心理原因导致一些人行为出现偏差,于是试图从临床心理学的角度去解决问题,可还是不行。“有个女人被救下来,我们做了简单的疏导后,她暂时打消自杀的念头,派出所请家人把她接回去了。结果三天后,她在同一个地方又跳下去了。一调查才发现,她是家庭暴力。”

几次类似的干预失败后,张纯意识到单纯从医学或者心理学的角度去进行干预,并不能完全解决自杀的问题。一个人想死,除了自身的心理环境出现变化以后,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可能也是原因。 “如果把这个生命的标本放回他原来的环境中去,同样压力和困惑依然存在的话,还是不能避免下一次自杀行为的发生。”

现在,张纯把他们使用的方法称为“社工模式”。该模式认为一个人自杀行为的发生与环境有关,包括内心环境、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因此自杀干预范围必须扩大,不仅仅只对求助者一个人负责,还需要介入求助者的家庭,同时动用社会力量来改善社会环境,这样自杀救援的手段更多,面更广,而且解决问题的方案更多。

社工模式的成功与失败:

运用社工模式,张纯的团队有数次成功干预的案例。

去年马鞍山一学生跳楼自杀,张纯主动希望介入,对自杀者同班同学进行干预。“因为自杀具有‘传染性’,像华南农业大学,一个月之内有3个人从同一个地方跳楼。”最后,有关部门同意他们给学生做40分钟心理支持。“结果我们做了一个下午,全体同学嚎啕大哭,其中一个和死者关系最不好的同学哭得最厉害,因为他认为同学的死和自己有关,如果我们不做团体咨询,他可能会永远地自责,永远地痛苦。”

不过,失败的案例也不少。今年春天,一个27岁的白血病患者撞墙自杀。“他5岁就得了白血病,当时他生的愿望非常强烈,社会对他的支持也很好。”小伙子被救下后24小时后,张纯和电视台的人同去进行干预。“他房间里全是足球明星的照片,充满了阳光和力量。他躺在床上,我拉着他的手,想跟他讲几句话。他说,你什么都别说,关于生与死的问题,我已经考虑了22年,没有人比我更有感触,我现在累了,需要休息。”小伙子不愿意和张纯说话,只对爸爸说,想理个发,还请爸爸顺便把桌子收拾一下。“当听到他叫父亲把电脑拿下来时,我就意识到,可能在48小时之内,他还会有自杀行为。要知道,电脑一直是他和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

张纯心里很着急,他只能警告这位父亲注意防范,并明确指出了危险源:窗户。“他的床靠着窗子,当时正是春天,万物复苏,而唯有他的心在冬天。这会刺激他,同时给他强烈的心理暗示:阳光就在外面,跳下去能融入到阳光之中。当时我劝他父亲给换个房间,父亲很自信说不会了,他24小时跟着。结果,当天晚上,他对爸爸说想小便,父亲去厕所拿用具时,他跳下去了。不过,对外宣布的是自然死亡。”

这件事让张纯很虚弱,“眼睁睁地看到生命的花就要凋零,可我却无能为力。当一个人生与死已经放得下的时候,作为我们来讲,手段太少。我们只能被动地预防。”

他还深深地自责,“当时是跟电视台一起去的,他们坚持要送鲜花,其实对一个有强烈死亡意念的人,绝不能送鲜花,鲜花让人感觉生命短暂。可人家为了镜头好看,要送,我没有坚决反对……” 这是媒体无知的错误。

由于社工模式的需要,张纯经常和媒体合作。他清楚借助媒体的力量,在某种情况下对自杀干预很有帮助。“但有时候也身不由己,它是一柄双刃剑。”

法律困境:

“我们的工作和119救人救火是一样性质,为什么我们就得不到法律支持呢?”

张纯其实很清楚,不管采用哪种干预模式,立法才是最重要的支持。“没有法律做基础,政府连财政预算都没办法给你做,更别说如何来保障自杀干预行为的正当与合法性,以及实施手段。”“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自杀救援法》,没有《心理危机干预条例》,心理学工作者去从事自杀救援,谁赋予你权利呢?”张纯一直很疑惑:“我们的工作和119救人救火是一样性质,为什么我们就得不到法律支持呢?”

一天深夜,南京心理危机干预中心接到一个来自江西南昌的电话:“两个人因为父母不同意他们恋爱,决定跳楼殉情。断断续续4个小时的通话,我们这边工作人员非常焦虑,给那边110、119、120打电话,还给当地的精神病院打,可没有任何人支持。当地110问我们具体情况,我们又答不上,他们认为是骚扰电话。我说一般人不会来骚扰,他说110都有人敢骚扰,何况你那电话呢。”对方不接警,张纯很郁闷,“我们确实也不符合人家报案的条件,如果我们自己有装备,有GPS定位系统,知道电话从哪里打来的,不就好了吗。”最后,电话断了,没有人知道那对男女的结果。

大约四天以后,热线接到一个电话,“对方问我们是谁,问我们是不是认识谁……”打电话的人就是殉情女孩的父亲。他拨打了从女儿手机上拨出的最后一个电话号码,想知道当时的一些具体情况。“如果有个联动机制的话,他们就能得救了。”张纯痛心地说。

张纯有些不服气,他觉得不公平。按照国务院规定,如果一次性死亡3个人,在几个小时必报国务院,属重大灾情。国务院有副总理24小时值班的,处理危机,如果群体自杀,政府会紧张。可为什么个体自杀,每天死一个,就没有人去管呢?“医院里连确诊为晚期癌症,已经没治了的的病人,都没有谁放弃治疗,为什么自杀救援工作者就没有这个权利呢?”

在很多国家都有《自杀救援法》,对于自杀未遂者,24小时以后必须强制接受16小时的心理辅导。“到时社工就会来找你,所有费用由政府买单。”但张纯他们现在不但没有这个权利,而且还心虚。“我们这段时间跟媒介联合起来做干预,经常看到有人从立交桥、高楼往下跳,说实话,每次这个时候,我的心里非常害怕,如果把人救下来,那是你谈判专家的职能;如果失败了,家属可能会来找你的麻烦。到时我有法律来为我的行为做支撑吗?”

在张纯看来,从理论上中国目前已经具备为自杀救援立法的条件,“一个是中国自杀人数的庞大,另一个是政府正在提倡和谐社会,还有一个是社会发展水平也到了这一地步。恩格尔系数在40%左右徘徊,人们对心理健康的诉求已经充分地张扬。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能够促进立法,顺乎天,应乎人,一定赢得民意。”

面临难题:“经济上枯竭,心理上枯竭,还有知识上枯竭。”

因为缺乏依据,不好做财政预算,到目前为止,南京心理危机干预中心没有获得政府一分钱的投入。其主管单位团市委每年只有10万元的经费,自顾不暇,中心的自杀干预费用由中华心理教育网来支持。近三年的时间做下来,张纯深刻领会到了自杀干预这个职业很艰难,“经济上枯竭,心理上枯竭,还有知识上枯竭。”

但他还是充满了热情,因为他相信,在生与死的时刻,有人需要他的帮助。张纯的团队每年都要在南京地区做生命态度调查。去年他们的调查数据是,南京地区有46﹒36%的人曾有过“活着不如死了好”的念头,也就是将近一半的人萌生过自杀意念。

人出现自杀念头后,通常会用各种方式向家人、朋友透露,如问“如果我死了,你会不会想我”一类的话,对“死还是不死”进行评估。这个评估结束后,下一个评估又来了——用什么办法死好呢?女孩子一般会吃药、割腕,因为那样死得有尊严,尤其是因情感问题而导致的自杀。每个人都会寻找一些自杀方法,自己进行评估。尤其是一些白领,甚至会看哲学书,把生与死升华到哲学层面。因为死亡对每个人都是很恐惧的事,从哲学层面去探讨,能够给人心理上一个强大的支撑。虽然经过充分的评估,但是临死以前,很多人还是不能确定,毕竟死亡是没有经验可以总结的。所以在最后5分钟,他会极度地焦虑,想打电话找个高人给他指点迷津,这个高人就是自杀干预人员。人经历了这几个阶段后,才会自杀。整个过程,有的人可能在自己心中酝酿了几十年。”

如果以上整个过程分析是正确的,那自杀干预人员就是最后一道防线。去年,南京自杀干预中心显示一级警戒的警钟敲了176下,它意味着每隔两天有一个人到达自杀的最后阶段。但张纯不能确定那176个人是否最终放弃了自杀,因为热线最大的作用是干扰,“我能够给他解决的是暂时不死,救他一时。要救他一世,必须改变他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和内心环境。这需要全社会的力量。”

令人惋惜的是,全社会对张纯最感兴趣的只有每年9月10日“国际预防自杀日”。那是张纯最风光的一天,“全世界的人民都爱我,全部媒体都来逛一遍,同样的话要讲好几遍,非常得意。可过了就没我什么。

来源: 新生代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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