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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减税政策”仍需不断完善
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以来,我国财税收入不管从总量还是绝对值上,总体上仍呈不断提高之势,我国财税收入的增长,是经过艰苦努力实现的结果,近年来中央财政收入三度出现的月度、甚至季度性的负增长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当然,我国实施五年之久“结构性减税政策”仍需不断完善,特别是要将政策的着力点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
由图表(见文后)数据可以看出,2008年我国结构性减税政策实施前后的2004年至2012年的九年间,2004年至2008年间的前五年、2008年至2012年间的后五年,财政收入占比分别提高了约3个百分点,税收收入占比分别提高了约2个百分点。从这种意义上讲,不管是财政收入,还是税收收入,都未停下其在国内生产总值占比提高的步伐,甚至这种步伐都没有放缓的趋势,只是在2009年、2010年增幅放缓到了约0.6个百分点。
人们期望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应该是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平稳增长,同时财政收入、税收收入也一起比翼齐飞,甚至相对比重应该是逐步趋稳的。
第一,中央财政收入2008年下半年、2012年8月和9月、2013年一季度分别出现的负增长,涵盖了财政年度的几乎各个时期,使用“季节性因素”来解释并不全面、客观。
第二,也不应将其看做是洪水猛兽,更不应像“叶公好龙”那样惊慌失措。其一,这三次负增长降幅均在10%之内,最高的是2012年8月下降6.7%,降幅总体可控;其二,在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增长30余年,财税收入1994年以来持续反弹20年左右,财税收入占比的持续大幅攀升既不现实,也与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无益。
第三,如何看待逆周期政策在中国和西方的不同应用?应对经济危机中外不同政策取向,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病人不同、病情迥异。西方发达国家经过多年的发展,累积了大量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国家财政濒临“财政悬崖”、喘不上气来。在这种情况下,“增税减支”、缩小政府规模,践行“供给管理”,受益于其成熟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一放就活”;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扩张性财政政策回旋的余地还比较大,“需求管理”在政府主导型的中国这里用来更加得心应手。然而,2009年四万亿投资带来的重复投资、效率低下等问题,足以使我们对既往的宏观调控做法作出反思。
从关注财税比重指标向关注财政经济增长质量转变
我们应该引起足够重视的是,第一,后两次中央财政收入负增长相距不过半年。中央财政收入负增长频现,确实表明我国财政经济下行压力在加大。第二,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伴随着我国宏观税负水平的不断提升,经济增长速度客观上确实呈现不断回落的走势,直观上给人税负提升抑制经济增长活力的感觉。
因此,未来我国财政经济发展应及时作出调整,从财政管理角度来看,从中央到地方要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要求,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加强财政支出管理;另一方面,从宏观调控角度来看,更应注重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变,从关注财税比重指标向关注财政经济增长质量转变,更加注重发挥市场经济自身的基础性作用,而不是越俎代庖。
未来政府政策的重点应该由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从短期救市、维稳转向长期地提高效率和经济增长潜力,以放松管理机制、激发企业活力为目标,开展经济改革。需求管理,指政府实行调节总需求的宏观调控政策,主要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供给管理,指从总供给环节进行宏观调控,包括调节劳动力、工资、价格、产量增长等环节。
金融危机后,为了提振经济,各国政府实行了一系列需求管理的调控政策,比如我国政府2009年推行的四万亿刺激计划以及美联储推行的宽松货币政策。这些政策虽然在短期内刺激了经济,但也助长了经济泡沫的滋生,提高了资产价格,加剧了通胀压力。当前的全球经济衰退,就是过度使用需求管理的后果。政策的边际效率不断下降,第一次十万亿能解决1%,第二次只能解决0.5%.当政策效果越来越差时,政府却不断加大政策力度,使问题进一步恶化,并引发恶性竞争及贸易战。
为防止我国经济陷入恶性循环,政府应该放弃刺激需求的宏观调控政策,转向供应管理。然而近年来,各地政府热衷推行产业政策,把产业政策当成供应管理的手段,这是一种误读。传统的产业政策以政府为主导,而供应管理政策应该以企业为基础、以市场为主导。而政府要做的,就是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降低税负及融资成本,解除各种僵硬体制的制约,从而激发企业活力,提高要素市场效率,最终实现经济结构的改革。(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