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仅仅当了3年村主任，但河南省民权县城关镇甘庄村的陈佩升自认经历的大事无人可比。3年里，皇粮国税去了，新农村合作医疗来了。在他看来，这都是天大的好事，尤其是后者，更是算准了农民的心事。

事实上，看病是压在所有普通百姓肩上的大山，只是对于处于弱势的农民更甚。从2003年起，中国开始试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民自愿加入，各级财政予以补贴，从而分担大病风险。

“起头，大家还担心，这是不是又在变着花样收钱，后来发现它很合算。”陈佩升说，每人交10元钱，今年涨到了20元，得了病300元以内的花费自己担，300元以外的报销六成，平时小病在村卫生室拿药，费用在自己交的钱里扣。“不管从实惠上，还是打心眼儿里，参加都不觉得吃亏。”

今年7月10日，卫生部宣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提前两年实现全国覆盖。全国2000多个县的8亿农民有了医疗保障。尽管此前学者颇有争议，以为此保障程度过低，“被子”过薄，但是农民用自己的行动支持了它。毫无疑问，农民渴望进入国家的保障网。

陈佩升有所不知的是，国家的行动不止于看病抓药，而是要建立全方位的公民保障系统。和他所在的农村相比，城市在医疗、养老和失业等各方面保障都走得更快。“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里千年未实现的梦正在一步步走向现实。

12月22日，社会保险法草案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进行二审。此前，该法案草案已经获得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历经13年的艰难酝酿，或许离呱呱坠地不远。

社保，最具效益的投资

曾经城里人背靠单位过一生，而像陈佩升这样的农民，一亩三分地就是全部，生老病死全在里面。

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劳动力的流动成为必然，人们越来越需要共担共济的保障机制。社会保障逐渐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更是明确提出具体目标。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表示，建设一个能够解除国民后顾之忧的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是顺应时代发展与人民呼声的正确选择，也是中国在经历了30年高速增长后，将经济增长成果转化为国民福利的理性选择。他认为，以中国当前的经济基础和发展趋势，足以支撑一个水平适度覆盖城乡的社保体系。

当下，全球经济动荡，欧美需求萎缩，中国经济面临挑战，社保体系的建立更具有特殊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李向阳告诉记者，社会保障不仅仅是一种福利情怀，而且是市场机制的重大组成部分。“社会保障做的好，人们后顾无忧，才能减少储蓄，大胆消费，才能给经济增长带来动力。”

温家宝总理今年在两会上宣布，中国要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以补上在公共福利保障上的欠债。不少人的解读是：世界上最大的潜在购买力可能会从沉睡中醒来。

中国的高储蓄率过去曾引发广泛的担忧。有评论认为，中国已经让“中国制造”遍布世界的每个角落，但是它却把自己的钱袋捂得紧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保障体系缺位，人们对未来抱有不安全感，而其结果就是内需不足，消费不能给经济增长足够的支撑。

数据显示，中国用于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一直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在中央财政层面，中国这方面的支出比例只有10%左右，远远落后于加拿大的39%和日本的37%，而且这笔开销基本面向城镇职工，流向农村农民的非常之少。因此，农村虽然人口众多，但是其消费潜力却没有激发出来。以至于家电普及还要依靠边“下乡”运动。

李向阳说，从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看，政府显然意识到了社保体系不到位将拖累经济发展。许多措施也都指向了社保领域。

危机，社保推行的机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郑秉文著文指出，此次由美国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无疑是百年不遇的挑战，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只要我们统一认识，凝聚全国力量，协调行动，形成合力，就能趁势建立起一个既“保和谐”又“保增长”的“双赢”社保制度。

郑秉文举了美国的例子。美国1935年通过《社会保险法》并建立起来的社保体系，在相当程度上就是1929年~1933年大危机的结果。当时，经济危机严重削弱了美国居民消费的能力，1929年私人消费为 5939亿美元，1933年降到4848亿美元。

1935年美国通过《社会保险法案》，1936年社保制度正式运行，1937年美国私人消费水平就回升到6297亿美元，1940年攀升至6880亿美元，1945年8084亿美元。从1947年至今，美国私人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始终在60%以上，一直呈平稳上升趋势，成为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发动机。

实际上，中国社保制度也起步于艰难时刻。当年国企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下岗职工爆发性增多。党中央作出了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即“两个确保”的重大决策。此后，社保的理念逐步走入主流视野。

郑秉文曾用“成就很大，问题很多”评价过去30年的社保改革。他说，由于历史条件的缘故，肇始于国企改革配套措施之一的基本社保体系显然不适合于覆盖非国有经济成分职工，不适合于覆盖其他社会群体，不适合于覆盖农村居民。

他认为，当前的制度设计，不利于人口流动和全国大市场的形成。其突出表现是，制度便携性很差，对人口流动具有相当的制约作用。比如去年年底今年年初，深圳出现的农民工大规模退保行为跟此关系非常直接。因此，提高统筹层级势在必行。

社会保险法草案中也重点提出此内容。问题是，在目前的财税体制下，中央和地方“分灶吃饭”，各省利益相对独立，造成养老保险基金跨省调剂困难，实行全国统筹难度较大。

除制度设计外，如何还旧账也是难点。有人推算，推行养老保险改革，最大的风险可能来源于是否能很好地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隐性债务问题。隐性债务是我国40多年来实行现收现付养老制度所累积的结果，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增强，隐性债务的规模越来越大，带来的包袱也越来越显性化。对于隐性债务规模的估算虽然大小各异，但是都表明这个数目是巨大的，就估计的平均数来讲，大约有4万亿元~5万亿元人民币。

创新，一种新的设想

目前主流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以就业为基础的“先存钱、后保障”的“预防模式”。它是针对一个人人生中一些关键点，即通常被称之为“遭遇社会经济风险”的危机时刻，而创造一种社会机制来帮助这些人渡过难关。但是，这样的制度安排都有一个缺陷，就是在一个人遭遇社会经济风险时，都是以“给予”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提出，如果扩大政策视野，应该可以创造一种新的社会机制，来替代旧有的思路。他的想法是，为每个社会成员设计一个终身的“人生规划”。这个“人生规划”立足的基点是：现代社会里，一般情况下每个人一生创造的财富应该是足以维持他“从摇篮到坟墓”的基本生活的。新思维是：能否将一个人一生创造并应该获得的社会财富，在他一生中更为均匀地分布；同时在他有特殊需要时，还可以得到足够的社会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