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贪污受贿，妻子“理财”，这在中国的贪官家庭很普遍，为何这方面的案例很少？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屈学武分析说：“这个家庭很特殊，夫妻双方一个在巫山，一个在重庆，不住在一起。丈夫晏大彬又明确地表示将钱交给妻子付尚芳保管并处理，而不是二人共同保管、处理受贿所得财产，因此很典型。”

但央行有关人士告诉记者，不法分子自身不能以洗钱罪数罪并罚，这样会使得公众视线转移到上游犯罪上去，不能正确认识到洗钱活动的社会危害性，从而影响到反洗钱工作的威慑力。基于此种考虑，央行建议增加这方面的规定。

进一步扩大洗钱罪上游犯罪

而在反洗钱方面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地下钱庄作为违法犯罪活动资金暗流的通道，大多数是以非法经营罪或非法设立金融机构罪来定罪，而不是洗钱罪。

很多地下钱庄是用来洗钱的，为何少被追究？

曲新久认为，主要原因是证据很难掌握，在地下钱庄进进出出的资金中，有多少是明知属七类犯罪的所得而予以清洗的呢？

为此，业内人士建议，应该吸收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将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扩大为一切贪利性犯罪，从根本上解决洗钱资金性质难认定的侦查现状。其次，将极不具可操作性的“明知”二字改为“明知或应知”，或者作出这样的立法解释，细化、加重对洗钱犯罪的刑罚规定，以增加犯罪成本的方式来遏止洗钱犯罪的猖獗。

屈学武说：“包括我国在内的大陆法系国家遵从事后不可罚原则，也就是说有些犯罪必然要洗钱，就像盗窃了必然要销赃一样，若都被追究，会牵涉到我国整个刑法体系的修改，范围太广了。”

但她认为，刑法扩大洗钱罪的七类上游犯罪到一切贪利性犯罪“很有必要”，“因为洗钱罪是国际犯罪，更多犯罪以洗钱罪追究而不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将更有利于国际管辖，对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引渡上将更方便些。”

值得欣喜的是，记者最新获悉，中国人民银行将推动地下钱庄以洗钱罪入罪。 (记者 辛红)

结束语

自1997年刑法修订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刑法修改，因涉及有关贪污贿赂、破坏经济秩序、侵犯公民权利等热点问题，而触动了公众敏感的神经。截止到今天，在全国人大法律草案征求意见管理系统中，已有2268人对刑法修正案(七)(草案)提出了576条意见。而从各种渠道反映的意见更是无法计数。

“聚焦刑法第七次修改”系列报道紧随这一重大法治热点，在近十天的时间里，对刑法修改剑指“身边人”和退休官员腐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刑期翻番、证券交易“老鼠仓”入刑、刑法亮剑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组织未成年人扒窃抢夺将受严惩以及增设单位洗钱犯罪七大亮点，进行了深入剖析。我们不仅关注刑法修改的意义，也探究如此修改的前因后果，更看重刑法修改的“后效应”。

刑法的制定源于社会的需要，刑法的修改也是社会发展推动的结果。适时修改刑法，根据现实合理界定罪与刑的范围，乃是刑事立法的重要内容。系列报道虽已告一段落，但我们的关注还会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