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Bloomberg日前的数据，由工商银行领衔的中国国家控股商业银行已在全球银行业的市值排名中，将花旗等长期以来的业界偶像抛在身后，个中快感，谁在体受，不言自明。

尽人皆知，中国银行业的市值坐大并非反映资产规模以及经营实力，而是基于股价估值过高所致。工行、建行和中行的市盈率比花旗和汇丰等高出两三倍，而营业额却只有对方的三分之一，是典型的规模与市值不成比例的银行。虽然次级债危机拖累了以花旗银行为首的全球性银行，但中资银行要想取而代之至少在短期内还不可能。

在全球化的竞争框架下，决定中外银行业存续与发展的最后筹码不在于一方获得外力支持以及市场价值的大小，而在于银行内生的竞争优势的大小。

目前中国银行业的高利润主要是由利率管制下的高利差保证的，未来几年利率市场化进程势必加快，利差将会大大收窄，银行要想获得超高的利润增速基本不可能。另一方面，尽管获得了政府的巨额注资，工行、中行、建行的显性风险即不良资产率大大降低，资本充足率普遍超过10%。但自去年第四季度以来，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出现反弹，显见其内控水平仍在低位徘徊。况且政府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注资已被质疑为是一种获取溢价收益的投资以及可能的负向激励。

而中国银行业的真正危险还不在于原本数额极大的不良资产，真正的危险在于制度缺失，在于中国的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迄今尚未按照现代商业银行制度来明晰产权以及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控制度。

尽管上市普遍被认为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过渡期内增强竞争力的最优安排，但如果中国银行业不在体制上加大改革力度，而一味忙着提高资本充足率以及把资产规模做大以稀释不良资产，最终通过上市圈钱甩包袱，结果不是自欺欺人就是饮鸩止渴。中国银行业的改革者应倍加清醒：在国有商业银行的内在机制未作根本性改造就上市，实际上是打通了银行与股市的风险通道，银行与股市的风险就可以相互传递，就会大大提高经济运行中的风险系数，也即加大整个经济变量的制度风险。

当然，中国迄今为止在银行业方面的改革令市场人士充满期待，但中国的银行业要达到最佳国际标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例如，政府控股银行管理高层的最终任免权仍掌握在政府而非银行董事会手中。从更广泛的角度看，中国银行业需要花时间建立起一种真正的信贷文化，即贷款决策应建立在借款人的信用可靠性以及对贷款风险的分析评估上，不能仅靠银行与贷款人的关系或政府的政策。

另一方面，银行改制与上市不能毕其功于一役。银行改革的关键不在于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是否因为政府注资而减少，而是银行是否建立起了一套防止新增不良资产的有效机制。

所以，尽管有关部门在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发动一场银行革命，但是中国的这场银行变革短期内不大容易使疾病缠身的国有银行的竞争力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

尽管政府这次借鉴国外商业银行的治理模式来推进国有银行的市场化改革，作为改革主体的银行也深知这是最后的救赎。但从尊重市场规律的角度，从催生世界级商业银行的高度出发，政府就必须忍痛切断与银行之间的脐带，给予银行作为市场主体所应有的商业空间，使其真正获得内生的竞争优势。无疑，一个具备合理的股权结构、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的真正适应市场化的金融企业在严厉的监管制度下不仅可以有效履行作为国家主要商业银行所应发挥的社会职能，还可以成为花旗、汇丰等国际顶级商业银行所敬畏的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章玉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