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在深圳召开的一个论坛上说，加息在中国总是能遇到“太多的阻碍”，总有“国有大企业、证券公司和某些部门等等，相关利益人都联合起来反对加息”。

今年以来，我对货币政策与宏观调控的基本论调是乐观的，比如“市场化手段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运用等等”。而在说这些话的同时，让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不解的就是，货币政策中某些手段很明显是有过度使用的嫌疑，比如准备金率的调整，而另一些该用的手段如加息却被搁置。

或许是经典理论已经滞后于当下的经济发展。但无论如何，以往被认定为“最猛烈”的“巨斧”的政策工具已经成为日常手段的时候，仍不免让人心生疑窦。

利率和汇率作为调整宏观经济的基本手段，在当前并没有被充分运用。

也难怪，对于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的连续三次上调，一般老百姓以及很多投资者都没感觉到太大影响。原因显而易见：仅从银行间基础货币的角度进行调节虽然能避免有可能的震荡，但在流动性普遍泛滥和投资居高不下的时候，其作用实在有限。

而利率调整，也就是通俗而言的加息，则应该是更为理性的调节手段。

从2004年起，央行已经连续几次加息，最近的一次发生在今年8月19日。而那次非对称的加息似乎更多是帮助提高银行收益，对抑制流动性的作用不但有限甚至会加大银行的放贷冲动。

结果当然是适得其反。

如果不通过上调利率提高资金价格和信贷成本，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冲动就难以得到根本遏制。从最新的统计数据来看，通货膨胀压力仍存，因此，通过利率手段应该是最为有效的。

美联储历史上最有贡献的人是谁？是前任主席格林斯潘，他的特点就在于，能随时通过相机抉择手段，在第一时间用加息手段来熨平经济波动，在经济过热有苗头时就调整利率进行调控，而非等到真正过热时才调，辅助的则是公开市场操作，至于准备金率，是非常少用的。

或许有人会反驳说，在中国，由于出资人缺位，很多投资对利率的敏感度很低。但是，这种情况仅仅是理论层面而已，正如樊纲所言，正是“国有大企业、证券公司和某些部门”是加息的利益攸关者，从而利用自身影响力反对央行进行的利率干预。

可见，利率变化必然造成资金成本改变，这普遍适用于所有性质的投资，并非某些人坐在书屋里以国有“非公”进行区别。而有些国有企业，或经济管理部门，有时却成为了社会总成本的麻烦制造者。（张立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