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中央党校向春玲：如何治理中国“城市病”

中央党校科社部教授向春玲

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记者王振红）近年来，中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功能网络化与郊区城镇化的趋势愈发明显。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出现了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以及缺乏产业支撑等一系列问题。由此产生的矛盾和冲突严重影响了新型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那么，什么是“城市病”？中国的“城市病”有哪些表现？如何遏制“城市病”继续蔓延呢？对此，记者专访了中央党校科社部教授向春玲。

记者：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纲要规划》，解决北京“大城市病”问题是协同发展的首要任务。那么，什么是“城市病”呢？

向春玲： “城市病” 是指在一国城市化发展某一阶段因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经济、社会、生态发展不协调，所导致的对城市整体发展和城市生活的负面效应。城市化是一个涉及到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多方面的综合性现象，因此，“城市病”可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其一是城市的经济病，如城市化发展没有产业来支撑，因此出现的就业岗位不足而引起的失业、贫困，以及城市经济不发达导致城市政府对城市基础设施投入的不足等等。

其二是城市的社会病，面对大量人口的涌入，城市政府没有采取必要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的城市社会治理措施，因而出现了交通拥挤、环境恶化、人口失业、住房紧张，以及由此导致的越轨和犯罪大量出现，严重地影响城市的健康发展。

其三是城市生态病。当城市人口经济社会活动超过城市人口承载力的极限状态时，城市的公共绿地、水资源、各种能源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等生态病出现，将加剧“城市病”的蔓延，城市不再成为人类宜居的生活空间。

记者：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中的“城市病”有哪些表现呢？

向春玲： 城镇化是一个集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多个系统于一体的现代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出现经济社会生态发展不协调的现象，就会在城镇化发展的某些阶段出现“城市病”。我总结，当前，中国“城市病”的主要表现有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一些大城市，人口数量剧增，密度过高。例如根据国务院2003年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到2020年，北京总人口规模规划控制在1800万左右。然而，2010年11月进行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北京市常住人口达到1961.2万人，挑战北京市资源承载极限。近日印发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纲要规划》提出，到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2014年末，北京常住人口为2151.6万人，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人口增长度也非常快，他们都面临着的能源、交通、就医、就学、就业、居住、治安等突出问题。

第二，城市房价高企。2000年以来，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较快，城市外来人口增加，对城市住房的刚性需求不断上升，然而城市土地资源紧张，住房的供需矛盾十分突出，房价不断上升，2006-2009年，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广州、深圳等，住房价格都过快上涨。这就导致大量居民购置新房支付能力偏弱。

第三，城市交通拥挤。 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交通越来越繁忙，城市道路负荷日益加重，交通拥挤、道路堵塞、行车混乱等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城市健康发展的“城市病”之一。全国655个城市中，约有2/3的城市在高峰时段出现拥堵，一线城市交通拥堵十分严重。而且拥堵现象从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逐渐蔓延。

第四，城市看病难问题。随着城市人口激增以及医疗资源城乡的不平等，大城市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显得越来越突出。在市场机制失灵的情况下，如何加大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和合理分布城乡医疗资源，对“大医院看小病”的不合理流向进行有效的调控机制，这将考量政府调控政策的能力。

第五，城市上学难问题。2000年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加快，进城打工的农民越来越多，他们在城里组建家庭、生儿育女，逐渐长大的孩子需要在城市上学。但是，由于城市教育资源配置的问题和户籍问题等原因，这些农民工子女不能跟住在同一个城市的孩子一样享受良好的教育。尽管目前国家已经在政策层面上为农民工子弟提供了在城市就学的通道，但这个通道并不畅通。

第六，城市环境污染严重。 由于中国多年来粗放式的发展模式、产业结构的转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国际污染的进入等等原因，中国城市污染问题也日益严重。比如，2013年中国华北平原、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北部等地区多个城市出现严重的雾霾天气。城市的环境污染如果不尽快加以改善，将会降低城市居民生活的质量，引起社会矛盾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