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已度过最坏时期 各国政策空间近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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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五年之后，全球经济依然十分乏力，尽管 “最坏的时期”已经过去，系统性风险有所下降，但发达国家政府债台高筑、平衡财政困难重重，新兴经济体结构性短板日益凸显，各国政策空间几近极限，真正走向复苏并启动新增长之路并不好走。
一、全球经济已经度过“最坏的时期”
2012年底以来，反映全球经济走势的一些指标逐步趋向好转：一是美国经济增长相对优势明显。就业、消费、核心资本品订单增长相对平稳，房地产市场复苏态势确立。二是中国与全球经济的双向反馈效应显现。美欧今年经济增速的放缓一定程度上受累于中国经济的快速下滑，四季度在中国经济“筑底回升”后，一些资源国和出口国得到中国需求的支撑，全球经济开始企稳。三是欧债危机稍有缓和。重债国家的国债收益率大幅下行，主权违约风险大幅下降。四是全球制造业PMI重返扩张区间。2013年1月份，全球制造业PMI为51.5%，连续两个月运行在50%以上，且涨幅有所扩大。五是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正在从低于潜在产出水平回到接近潜在产出水平，产出缺口逐步收窄。受此影响，近一时期，全球金融市场一扫往日阴霾，风险乐观情绪不断升温，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些观点甚至认为“危机已经结束”，纵然全球经济“最坏的时期”已经过去，但就此做出“危机已经结束”的判断恐怕还为时尚早。
二、充分估计危机的长期性与复杂性
1、欧债危机远没有结束，债务前景依旧令人忧虑
尽管欧债危机相比前几年稍有缓解，欧洲央行也不断依靠扩张自身资产负债表为金融系统提供流动性 ，但这只能暂缓各国流动性，并不能真正改变各国财政状况，各国偿付能力未有实质性改善，围绕欧元区经济的不确定性因素将持续存在。欧债危机分为两个部分，即外围国家债务负担的“存量问题”和持续的赤字“增量问题”。
（1）“存量问题”反映在外围国家的债务负担。欧元区外围国家以前过度借贷的产物是大量的未偿债务。一些国家，如希腊、意大利的债务累积源于毫无约束的财政制度；其他国家如西班牙、爱尔兰的债务是由于进入欧洲货币联盟初期利率下跌，推动私营部门过度借贷而形成。无论哪种方式，都使这些国家经济体严重失衡并失去竞争力。沉重的债务将长期拖累经济增长。
（2）“增量问题”持续恶化。近年来外围国家国际收支的经常账户赤字已明显收窄，然而一些国家（特别是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财政赤字仍然非常高。根据IMF预测，2013年，欧元区负债率将从2012年的93.62%升至94.92%，大幅高于2008~2011年危机期间年均的80.91%和历史平均的70.93%；欧盟负债率将从2012年的87.22%升至88.76%，大幅高于危机期间年均的74.96%和历史平均的60.53%，只有德国风险在降低。2013年，希腊、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负债率分别升至170.73%、91.37%、90.75%和123.8%。近日，英国首次失去了35年来的AAA评级，财政急剧恶化、债务不可持续是最直接原因。
2、美国进入政府去杠杆化新阶段，财政紧缩成本被长期分摊
次贷危机过程中，美国是靠政府和央行的“加杠杆”来对抗私人部门“去杠杆”的冲击。目前，美国企业部门的现金流和利润处于历史最好水平；家庭部门和金融部门的杠杆皆有明显下降，住户部门债务占可支配收入比重从2008年的132%降至108%，再有两年可能进一步下降至100%，金融部门杠杆率已从2008年初的峰值下降了40%以上，接近上世纪70、80年代的水平，大幅低于近30年历史平均水平。然而，奥巴马执政以来，连续四年财政赤字均超过1万亿美元，累计财政赤字接近5万亿美元，美国联邦债务大幅飙升至16.4万亿美元，占GDP比重已经高达102.8%。
美国经济未来的焦点在于政府债务率的削减，必须下决心解决长期推升债务水平的结构性赤字问题，这意味着未来美国将可能会进入实质性的“财政紧缩周期”。由于美国参议院未能通过民主党与共和党提出的替代议案，从3月1日起“全面自动减赤计划”将自动生效。按照“全面自动减赤计划”，未来10年将削减财政开支1.2万亿美元，每年自动增税和削减政府支出的总额将达到1090亿美元 。美国政府短期内预计将分期削减赤字，以避免财政悬崖，顺利过渡到适度紧缩。从CBO最新的预算报告看，2013年财政赤字较2012年减少4870亿美元，占GDP比重减少3.3个百分点。在这一背景下，美国中期前景也将因财政紧缩而受到持续冲击，由于财政紧缩将是持续多年的措施，所带来的冲击将通过跨期被分摊。
3、日本长期结构性顽疾难解，“安倍新政”难以根本奏效
因需求缺口、人口老龄化以及“流动性陷阱”，日本已持续二十年的“增长型衰退”。为挽救陷入衰退的日本经济，恢复出口，安倍上台后推出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方案：实施20.2万亿日元（约合2246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其中10万亿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施压日本央行宣布实施2%的硬性通货膨胀目标；实施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2014年起每月购入12万亿日元（约合1294亿美元）的证券资产；实施外汇市场干预政策，推动日元大幅贬值。日本政府对新刺激政策抱有相当乐观的预期，认为大规模紧急经济刺激政策和加码货币宽松将提振经济并促使物价上涨，预计因通缩而持续15年的名义GDP低于实际GDP的情况将发生逆转。
然而，“安倍新政”很难根本奏效：首先，日元贬值未必能够真正改善贸易状况。2012年日本经常帐盈余4.7万亿日元，为1985年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比2011年减少一半多。事实上，从2011年第四季度起，日本贸易基本上都是逆差，主要是由于外需不振，能源等进口大幅增长所致，日元大幅贬值不会立即改善净出口，反而会恶化贸易条件拖累经济复苏。其次，通缩问题是日本经济的“结构性顽疾”。自1992年以来，日本GDP年均仅增长0.8%，通缩是一个重要拖累因素，日本通缩更多是来自于人口结构变化及企业投资需求、消费需求严重不足所导致的内需紧缩，如果不通过结构化的改革，这些刺激性政策将基本无效，反而会加剧债务前景恶化，使日本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的时点提前。
4、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同步放缓，结构性短板日益凸显
近两年，地方债务、金融风险及全要素生产率不断下滑给中国带来严峻挑战，与中国类似，随着经济增速与发达国家同步放缓，其他新兴经济体的结构性短板也逐步显现：
（1）印度“双赤字”潜藏隐忧。印度经济增速放缓更多是结构性而非周期性的。金融危机期间为缓和外部冲击，印度走上了财政扩张之路，财政收支矛盾加剧。2012年印度财政赤字占GDP比重预计达到5.3%。国际收支不断恶化，2012年印度进出口7090.6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63%。其中，出口2927.43亿美元，下降1.18%；进口4837.49亿美元，增长5.08%；贸易赤字1969.64亿美元，增长20.03%。“双赤字”可能将加剧印度的国家偿付风险。为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印度政府开始聚焦于结构性改革，目前已经陆续出台包括养老金法案、土地征用法案、直接税法案、商品及服务税法案在内的一系列改革法案，尽管改革方向正确，但短期内政策效果不明。
（2）巴西经济陷入“低增长陷阱”。过去10年，巴西经济发展一直比较顺利，年均增长率达3.5%，然而，近2年迅速下滑，增长率从2010年的7.5%降至2011年的2.7%和2012年不足1%。随着欧债危机的反复发酵和世界经济的衰退，国际市场不断萎缩，巴西从国际原料大涨价和新兴市场需求持续升温中所获的“红利”持续减少。去年12月巴西出口同比下滑10.8%，进口下降4.5%，经常项目赤字创历史最高水平，全年贸易盈余创10年来最低。内需也增长乏力，巴西家庭债务自从2005年以来已经翻倍，达到家庭年收入的44.6%，价格上涨导致实际工资下降，过去靠消费拉动经济的增长方式已经变得不可持续。巴西政府将“投资促进增长”作为2013年巴西经济政策的核心目标，但尚缺乏具体措施，不确定性较大。
（3）俄罗斯能源依赖型经济受冲击。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全球对能源需求的减少抑制了能原价格上涨，从而直接影响了能源依赖型的俄罗斯经济增长。同时,俄罗斯国内需求也表现疲软,投资增长放缓,特别是受旱情影响,农业生产下滑明显,建筑业等生产活动也出现回落。2013年1月份工业生产指数同比下降0.8%，环比下降1.5%，创2009年以来单月降幅新低，财政状况略有改善，去年俄联邦财政实现零赤字。在这一背景下，俄政府希望扩大财政支出，刺激消费需求和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但俄财政预算情况并不乐观，过于依赖能源出口的增长模式并未改变。国际油价动荡会对俄财政预算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并制约政府大规模支出。
三、未来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将遭遇不确定性挑战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各国为抑制本国经济快速下滑，采取了逆周期的经济刺激政策，但逆周期政策刺激下的经济复苏并不稳定，随着各国政策不断调整，外围环境将变得更加复杂。
1、全球货币战恐引发竞争性货币政策出台
当前，汇率已经成为主要贸易大国以及发达国家舒缓债务压力，刺激经济复苏的一种政策工具，并可能在较长一段时期使用。以美联储推出QE3为分界点，发达国家轮番启动“货币贬值”战略，特别是今年以来，日元诱导性贬值更是加剧全球对货币战升级的担忧。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去年8月以来，日元、美元、英镑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均有较大幅度贬值，其中日元贬值14.7%，美元贬值 2.64%（今年2月以来美联储政策预期改变推动美元强劲升值）、英镑贬值1.88%，而韩国、中国、中国香港、新加坡、俄罗斯等国货币则有较大幅度升值（其中韩元、俄罗斯卢布、人民币分别升值5.9%、3.76%和3.27%）。
由于日本是亚洲许多国家的中间产品供应国，日元大幅贬值很可能引发与之有竞争关系的国家政府的反弹，形成竞争性贬值态势。而这进一步可能引发贸易战的连锁反应，加速各国贸易保护政策的出台。根据IMF预测，2013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继2012年之后会有更大规模抬头，世界贸易增长率预计仅为4.48%，大幅低于1980-2011年5.68%的年均增速。
2、欧洲财政平衡将面临诸多政策变数
欧洲在财政紧缩与经济增长之间难以寻求平衡。根据对欧盟预算的预测，欧盟27个国家中有20个国家将在2013年面临严重的财政紧缩，而且很多国家会比2012年还要艰难。为了弥补2012年预算缺口，2013年需要追加100亿欧元预算，但德、法、英、荷等主要国家均不肯负担更多预算，导致原计划中有所扩大的2013年欧盟预算在调解阶段的最后时刻破产。尽管目前欧盟找到了解决追加预算的方法，从2013年预算中拨付60亿欧元用以弥补2012年预算差额，但以后年度的预算仍会面临诸多争议和分歧。欧盟预算规模通常只占27个成员国GDP总量的1%左右，而成员国预算规模则达到GDP总量的44%，共同预算分歧暴露了财政一体化的难度。2013年意大利大选的不确定性、德国对于欧洲央行加杠杆的忍耐程度、以及欧元区外围国家对于改革抵制情绪的上升，都将带来相当大的政策变数，财政整顿、结构性改革以及欧债危机整体解决方案很可能因政治怠慢、社会动荡而停滞，欧元区经济也将长期受到拖累。
3、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可能提前转向
相比其他发达国家，美国经济具有相对增长优势，未来美联储货币政策是否转向取决于长期维持低利率的必要性和成本。尽管联储主席伯南克依然极力为美联储购债计划辩护，希望继续维持量化宽松，但随着美国经济内生动力逐步增强以及FOMC内部对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的担忧，削减资产购买计划规模甚至提前结束QE的概率正在上升。
（1）维持无限量化宽松的必要性大大降低。一是目前通过四次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总共推出了约3.5万亿美元的购债规模，占GDP的22%左右，量化宽松力度几近极限；二是量化宽松刺激效应边际递减。QE1推出使美国实际季度GDP同比增速从-3.3%升至2.2%，但QE2之后经济不增反降，实际季度GDP增速从3.5%一路下滑至1.6%，之后美联储虽然连续推出了“扭转操作”以及QE3和QE4，但经济增速依然在1.5%的低水平徘徊；三是尽管面临自动减赤（财政封存）等不确定性，但美国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开始增强，就业逐步改善。奥巴马第二任期内正在积极推行的包括提高增长潜力（通过促进研究开发、教育和基础设施开发）、推进“能源独立”战略、以及推动“制造业回归”等在内的再工业化政策，预计技术创新起到重要作用的行业如机械、汽车、飞机、航空航天设备、计算机等的出口能够保持比较强劲的增长，从而有利于重塑美国竞争力基础。
（2）美联储为QE支付的成本高昂。从美联储自身看，长期量化宽松政策加剧了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风险。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从危机之前的不到9000亿美元飙升至目前的3.078万亿美元，增长了2倍多，如果美联储在今年剩下的时间继续推行QE3，其规模可能会超过4万亿美元。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高速膨胀意味着美联储可能每年需要给银行的准备金支付500-750亿美元利息。现在准备金的规模已经超过1.6万亿美元。如果美联储保持现在的购买资产速度，那么准备金规模将在一年以后再增加1万亿美元。
此外，美联储过去一直把所有利润转移给财政部，过去四年一共转移了约2910亿美元利润。由于债务融资成本处于历史低位，新发债务的利息成本较低，这减弱了美国政府进行财政整顿和结构性改革的意愿，财政可持续问题的解决被延误，影响长期宏观经济和金融的稳定，因此也需要货币当局重新评估量化宽松政策成本和潜在风险。这些都提升了美联储提前结束量化宽松的可能性。预计美联储将逐步减少资产购买，并开始为实施退出战略做准备。
四、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对策建议
首先，面对更加复杂的全球货币和贸易环境，中国需要系统应对，多管齐下：一是加快推动人民币成为弹性货币。人民币目前接近于均衡汇率水平，人民币双向波动的特征已然出现。应参考短期均衡汇率和篮子汇率，通过扩大人民币汇率日交易波幅以及明确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加权汇率波幅上下限，真正使人民币变成弹性货币。二是加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提高人民币在国际支付中的比重。目前，人民币在世界货币支付额中的比重创下0.63%的纪录值，但仅处于国际支付货币的第13位，未来须加快香港、新加坡和伦敦离岸人民币交易中心的发展，推动人民币国际支付金额大幅增加，畅通人民币资本国际国内循环。三是促进资源类企业“走出去”，在融资、经营和股权等多层次与境外上游资源类实业实现战略合作，控制关键资源，锁定市场风险，在矿业、农业等部门打破国际产业巨头垄断战略资源的局面，进而提高资本定价权。
其次，中国必须建立成本优势之外的新竞争优势，不断开拓高价值领域。按照世贸组织的统计，2012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位居全球第二，仅比美国少156亿元人民币。进出口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稳出口”也是金融危机以来外贸政策的核心，这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货币和汇率政策。不过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中国出口已经很难用价格竞争换取市场优势，因而货币贬值能够换取的贸易利益会很有限，单纯依靠低成本优势建立起来的国家比较优势已难以为继。中国制造业必须建立成本领先之外的竞争力，向价值链的上游攀升。需要使成本上升的压力成为一种有效的倒逼机制，下大力气向那些技术水平较高、规模报酬递增特征明显、产业盈利能力较强的产业结构转换，大幅度提高对前沿性、战略性、原创性技术领域的研究和开发投资，鼓励跨区域的合并重组，推动企业尽快实现结构升级，以便在更高层次、更大规模和全球范围内参与竞争。
第三，全球经济已经进入结构性深度调整，中国亟待建立中长期风险防范机制。本轮国际金融危机是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以及全球长期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的集中爆发。随着全球经济开始长期深度调整，政策因素将引导全球经济未来的走向，并可能造成新的风险。当前，美联储正在临近货币政策转向的拐点，一旦美国开始实施退出战略，势必推动美元中长期走强，将对全球流动性、资本流向以及全球金融市场产生显著而深远的影响，给中国经济金融运行、本币稳定以及资产价格带来系统性风险，决策当局亟待加强风险防范的前瞻性研究，并在重点领域做好布控。（张茉楠 国家信息中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