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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什么让全球量化宽松的底线一次次被突破?巨大的债务压力直接威胁着高负债国家的融资能力,在财政政策受限的情况下,用货币政策替代才造就成为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模式。
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财政监测报告》和《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三份报告从整体上勾勒了未来世界经济走势、各国财政问题,以及全球金融市场的全景。全球经济同处变局、乱局和迷局之中,局部债务风险还在继续暴露,彻底解决危机并无良方。
美国已经大大突破了全球量化宽松的底线。事实上,2008年之后欧美主要央行的逻辑,是央行与财政关系的重新定义,这种重新定义实际上让中央银行走上了一条“去独立性”之路。观察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以及英国央行的量化宽松或准量化宽松政策,其货币政策目标已经清晰地变为,竭力维持岌岌可危的政府债务循环。
量化宽松的本质是债务货币化。从全球角度来看,政府债务占GDP比例已经上升到几十年以来最高水平:全球拥有AAA主权评级的包括美国在内的所谓“安全政府”都相继失去AAA评级,当前在最高主权评级阵营的发达国家为数寥寥。随着2012财年美国财政赤字连续四年超过万亿大关,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经飙升至16万亿美元,而摆在美国面前的财政悬崖只是冰山一角。近十年来,美国债务总规模由5.3万亿增长至16万亿美元,翻了三倍。如果以目前每天增加35亿美元新债的速度增长,美国政府的债务总额将会在2015年突破20万亿大关,债务危机脚步也越来越近。
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2011年欧元区人均债务达到了3.77万欧元。爱尔兰、意大利和希腊的适龄劳动者人均债务处于欧元区最高水平,分别为5.5万欧元、4.8万欧元和4.7万欧元。法国与德国的这类人均债务虽然比上述三国低,但也分别高达4万欧元和3.9万欧元,都高于3.77万欧元的欧洲平均水平。
再看日本,无论是债务总额与GDP之比、财政赤字与GDP之比,还是国债依存度,目前日本都是世界发达国家中最差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包括国债、借款和政府短期证券在内的日本国家债务总额共计919.1511万亿日元,创历史最高纪录达到GDP的两倍。以人口计算,平均每个日本人负担721.6万日元。
数据显示,截止2011年,发达经济体国家政府债务融资升至10.4万亿美元,其中短期债务占经合组织成员国总发债比例的44%,这反映出一些成员国政府频繁进行再融资已经无法通过发行长期债券稳定国内公共财政。当前,在全球债务分布中,排名前10位的发达经济体外债总和,已经占到全球债务份额的83.8%,经合组织预计,2012年发达经济体国家政府债务借款将进一步增长到10.5万亿美元。而明年,除欧洲还将是债务风险高发区之外,全球最大的债务国美国也将面临着财政悬崖风险,而日本更是步入还债高峰期。据彭博统计,2013年日本的到期债券(包括国债、金融债、CPI挂钩债等)本金高达1.98万亿美元,较2012年增长超过45%,债券利息为1139亿美元,未偿还贷款1071亿美元。这使得发达国家越来越形成对债务融资的高度依赖,而降低总债务相对于GDP的水平就成为全球性难题。
纵观当前的主要债务国,经济增长率远低于融资利率,较高的债务水平根本无法维持,迫切要求债务清偿,“过度负债”条件下,遇到外部冲击后,债务与紧缩相互作用,产生导致经济循环下滑的机制。在资产负债表式衰退情况下,系统性失灵的风险在加大,即便政府和央行采取更多的经济刺激措施,也只是“缓兵之计”,很难彻底逆转债务危机所带来的巨大阻力。
无奈的是,只能靠量化宽松维持债务循环,发达国家央行普遍通过长期低利率或量化宽松等方式来减轻债务负担,从而走上了债务货币化的道路。但央行异化趋势会带来三大问题:一是长期极度宽松的货币环境掩盖了潜在的资产负债表问题,由于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使以美国为代表的主权债务成本处于历史低位,新发债务的利息成本较低,这减弱了政府进行财政整顿和结构性改革的意愿,财政可持续问题的解决被延误,影响长期宏观经济和金融的稳定。
二是长期极度宽松货币政策可能会扭曲金融市场价格体系。长期国债收益率是经济决策的重要参考指标,人为降低长期利率和金融市场风险价差的大规模国债购买扭曲市场信号,导致资源错配。
三是债务货币化大大稀释债权人的利益,造成东西长期财富分配失衡。 截止2011年底,发展中国家储备资产达7 万亿美元,这些储备大多数以美国国债或其他低收益主权债券的形式投资,等于为发达国家进行债务融资,长期债务货币化势必严重侵害债权人资产和金融利益。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美国财政悬崖风险、主权债务融资风险,以及新兴经济体受到的新冲击会左右全球金融走势,特别是各国央行债务货币化,及其引发的资本无序流动的风险将成为全球金融的新常态。(张茉楠 国家信息中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