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增长结构将出现趋势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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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下行与08年期间有何本质不同？中国长期赖以高增长的宏观格局到底出现了怎样的实质性变化，对于这些因素的深入分析，让我们认识真正找到保持经济健康发展的药方。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我国经济历经了两轮比较明显的下行周期：2008二季度至2009年一季度、2010三季度至今。与上轮相比，本轮经济下行的幅度和速度、背后发挥作用的中长期结构性因素都与上轮有非常大的不同。
两轮经济下行周期呈现“一急一缓”态势。与2008-2009年相比，本轮下行周期的幅度和速度都相对缓和。2008年雷曼倒闭后，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剧烈动荡，我国经济增长出现急速下行，GDP季度环比折年率从2008年二季度的10.3%急速下滑到四季度的4.0%。本轮下行速度则相对缓和、幅度相对较小，尽管同比创下近三年来最低单季增幅7.6%的水平，但GDP季度环比折年率从2010年三季度的10.1%下行到2012年二季度的6.3%，未及上一轮下降幅度之大。
今年以来，在内外需求萎缩、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的叠加作用下，中国经济面临着金融危机以来第二次的增长威胁：“投资、消费、出口”同步回落，供给端与需求端同步趋紧。企业利润率、财政收入、工业生产、出口订单、房地产价格等全面下滑。经济增速的加速下滑，考验的是政府对于经济减缓的容忍度。“保增长”目标的优先级再次提升，说明决策层对增长忧虑加大，也在用新一轮的政策刺激极力抵抗经济增长率的下行。
然而，稳增长政策力度加大，短周期见底在即，但难改长周期放缓的趋势。与上一轮相比，中长期结构性因素对当前中国经济下行的影响因素更大。2008-2009年的经济快速下行有两大拉动因素：一是外需大幅下滑。2008年11月起出口同比增速开始负增长，2009年5月下滑至-26.5%的历史最低点，净出口拉动全年GDP负增长3个百分点。相比而言，本轮外需下滑相对平缓，从2010年的30%下行至目前10%的水平，预计净出口对2012年GDP增长的贡献约-0.4个百分点。二是企业“去库存化”。金融危机中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带动企业出现急速、剧烈的“去库存化”，制造业投资骤然萎缩。与上一轮经济下行周期最大的不同是中国持续高增长的条件，中长期结构性因素以及宏观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首先，来自于全球增长格局的演变。在全球外部不平衡逆转、全球分工体系格局日趋稳定、中国出口中国出口产品集中度不断上升所逐步界定的国际市场容量、劳动和资源成本上升和汇率升值的压力以及逆周期的贸易政策盛行五大因素的影响，未来出口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和主要源泉难以维持，并将步入递减区域。这意味着外需放缓趋势的中长期化。2000至2007年，中国出口经历了年均23%的高速增长，对GDP增长的年均贡献约3个百分点，增长动力主要来源于特殊的国际与国内背景，以及加入世贸组织等制度性红利，未来很可能无法复制。一方面，发达国家（G3）2000至2007年间年均2.8%的GDP快速增长已经无法持续。金融危机中，美、欧政府债台高筑导致财政政策被迫紧缩，增长潜力很可能从过去的2.8%左右下降到1.5%。根据历史上发达国家增长与中国出口的相关性，发达国家GDP 增长减速1个百分点，中国出口增长就会减速近7个百分点。另一方面，近年来由于资源、劳动力成本上升等结构性因素（图9），我国具有传统比较优势的劳动型密集型行业，如服装、制鞋、家具、电子零部件等正在面临来自越南、印度、印尼、斯里兰卡等成本更低国家的挑战。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未来中国年均出口增长很可能只有10%的水平，为2000至2007年均增长率的一半左右。
其次，劳动生产率等供给因素拉动经济潜在增长水平下移。从未来趋势看，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导致的劳动力供给的变化、由政策和人口结构导致的储蓄率变化，以及由劳动力再配置格局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都会出现变化。一直以来“人口红利”都被认为是造就“中国经济增长奇迹” 的重要源泉。据世行估计，“人口红利”的结构性优势对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贡献度达到了30%以上。随着人口结构转变的完成，长期以来支撑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人口红利”开始衰减。未来十年中国的“人口红利”优势将会逐步衰减，劳动力供给增速下降、劳动力成本提升，整体经济进入了生产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阶段，这也就预示着现代工业部门已经不能再用“不变工资制”来吸收“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正在供求不平衡推动下逐步回补，这样工业部门的利润有可能越变越薄，资本形成的增长将会有一定程度的放缓，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减少，中国GDP潜在增长率将出现趋势性下降。
而与此同时，伴随着我国劳动力大规模再配置的进程趋于尾声，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也将趋于减速。2010年我国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已达到46.9%，超过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的历史峰值。据此判断，第二产业很难再出现大的扩张，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将会出现下降，并且更多地转向第三产业。
当前，我国正处于“人口红利”下降的通道之中。首先是总体劳动力人口的下降。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劳动人口比重十年来首次下降。2011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为74.4%，比上年微降0.10个百分点。其次是“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农村还能再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量的数量已经不是那么多了。再次，是中国老龄化程度，中国第6次人口普查人口老龄率为8.9%，但2050年左右大概30%，中国老龄化的程度开始在加强。随着“人口红利”衰竭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将会放缓。未来中国的城镇化将由加速阶段转变为减速阶段，预计今后城镇化平均每年提高的速度将保持在0.8-1个百分点左右，很难再现“九五”、“十五”期间每年1.35 -1.45个百分点的增幅。
最后是，“资源红利”衰减后经济增长面临的资源环境瓶颈。中国特有的“过度工业化、过度出口依赖、过度投资驱动、过度粗放增长”的模式，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的上限，它的上限就是资源供给约束、环境质量约束、生态容量约束、气候变化约束。多年来，廉价的自然资源价格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条件，但也由此造就了经济增长中的高能耗、高污染现象。由于资源本身具有难以再生的特性，因此以不断耗竭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必将不可持续。许多资源具有生产的投入要素和消费品的双重属性，环境质量的下降、能源供给和水资源供给的不稳定性、生态环境的恶化将使中国面临长期增长约束。
传统模式增长已到极限倒逼中国增长动力“换挡”。从中长期看看，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严重打击了发达国家的支出能力，导致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全球总需求出现明显下降，出现了需求不足和供给过剩的结构性冲突。特别是在全球外部不平衡逆转、全球分工体系格局日趋稳定、中国出口产品集中度不断上升所逐步界定的国际市场容量、劳动和资源成本上升和汇率升值的压力以及逆周期的贸易政策盛行五大因素的影响，未来出口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和主要源泉难以维持，并将步入递减区域，中国依靠增加劳动力投入、加快资本形成以及“要素驱动型”模式已到尽头，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亟待实现重大转换。
未来十年，加快要素结构升级，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技术提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已经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中国由“超高增长”到“次高增长”，甚至是“中速增长”的长期拐点，任何逆周期的调控和刺激性政策都改变不了这一趋势，接受现实，顺应经济发展规律，把经济增长的重心放在推动整体战略转型和深层次改革上来。（张茉楠 国家信息中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