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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不在于经济增速的放缓，而在于体制性障碍对经济肌体的侵害，中国经济需要二次体制改革，而新一轮的改革必须从权力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入手，通过扫除体制性障碍，为经济增长释放新的活力。
某种程度而言，中国的经济黄金增长得益于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制度变革，它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了巨大的动力。上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90年代国企改革为中国工业发展注入了活力；而进入WTO之后，中国的产品开始走向全球；这些都反映了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制度因素。
可以说，在改革开放的促动下，中国国民经济的蛋糕越做越大，一方面市场化正在加速，但是另一方面原有的权力体系也更加强化，政府干预、权力寻租、资源垄断正成为固化的权力体系以及权力主导型的经济模式。马克思曾经使用“超经济强制”这一概念来描述政治权力滥用对分配关系的负面影响。在政治性权力介入经济活动后，经济活动就背离了一般的经济运行规律，掌握政治资源的一方在宏观经济资源配置和微观交易行为中获得优势地位，造成“权力统治财产”的现象。
权力主导型经济是中国经济社会矛盾的直接诱因，分配失衡、资源错配、价格扭曲……，让一切市场信号失灵。事实上，我国在初次分配中存在许多不合理的收入扩大因素，最为突出的是各种形式的垄断。那些掌握着垄断性特权、垄断性资源的人迅速聚敛了大量的财富。行政权力本身也是一种公共资源。因为掌握权力的人员可以利用行政权力来干预收入分配、资源配置和各种社会经济活动，通过滥用权力和寻租等行为侵害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发挥了巨大的财富调整力量。
根据王小鲁博士的测算，2008年城镇居民被统计遗漏的“隐性收入”高达9.26万亿元(注：约占当年GDP的30%多，加上这部分遗漏收入，全国居民收入为23.3万亿，约占当年GDP的77%)，其中5.4万亿元是灰色收入。贫富差距越大，经济将越发依赖资本积累和投资，而消费将被边缘化，这将导致资产投资泡沫。而且，贫富的代际转移也很可能将一个社会的贫富状况固定化、结构化，整个经济社会变得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