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为文化哲学，并且日渐把意识形态和文化艺术作为理论主题，由此构建了文化战略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依靠的是工人阶级的意识自觉，因此，新哲学和文化活动的使命就是要促使工人阶级透过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商品经济所造就的“物化意识”，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形成成熟的阶级意识，从而为西方革命的最终胜利创造前提条件。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突出哲学的批判价值功能，以对现实展开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为要旨。“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题，在与时俱进的理论活动中，发展起来其坚实可观的文化战略思想。

由于历史是由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实践）创造的，实践以及历史的基础则是人的主观意识与意志，因此，实践活动化约为世界观的博弈，“建立一个领导阶级（也即国家）就等于创造一种世界观。”（参见葛兰西《实践哲学》，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68页）同样地，社会生活中的基础与上层建筑不是前者决定后者的单方面关系，上层建筑可以改变基础。因此要建设“有机的”的意识形态，亦即“为历史所必需的”意识形态，它的功能在于“组织人民群众，创造出人们在其中活动、获得对于他们所处地位的意识，进行斗争的领域。”而与此相反则是随意的意识形态只创造“个人的运动”（参见葛兰西《实践哲学》，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64页）西方马克思主义反对对于人类行为的机械决定论解释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必然性”概念，它们认为，决定论认定只有在物质（基础）方面的条件充分成熟的情况下才能有必然的行动。持有决定论必然产生消极颓废的思想意识，而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准和思想意识以达促进其觉醒，乃是一项有战略意义的实践行为。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葛兰西提出，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观念状况可以分成三个层次：哲学家的哲学、作为领导集团的世界观、大众常识和宗教。无产阶级需要的是把大众的无意识常识提高到自觉的水平。葛兰西指出，哲学家的“内在论哲学”局限于精英圈子内不能把影响大众，不能在“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创造出有机的整体性意识形态。这就需要一种有机知识分子，把自己与大众结合在一起，用自己的哲学来引导大众的哲学（常识）。“只有业已存在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统一性——正如理论与实践之间也应当有这样的统一性，也就是说，只有知识分子已经有机地是大众的知识分子，已经解决并把大众在其实践活动中提出的原则与问题连贯成一体，并因而建构出一个文化与社会的集团，才能拥有文化上的稳定与思想的有机性质。”（Antonio Gramsci:Culture and ideological hegemony[A] ed by J.C. Alexander and S. Seidman :Culture and Society[C].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52.）

“有机知识分子”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创造。西方经典观点认为，那些经受教育而拥有系统知识、专事智力活动的人称为“知识分子”。他们超然于社会各阶层之外，是自由漂浮的群体，所以，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从属于任何阶级和政党，而是独立地担当社会良知的职能。而葛兰西则认为，由于他们是各个阶级的世界观的代言人，应该称为“有机知识分子”。他说，任何人都从事着特定的职业活动，最终又进行着某种形式的智力活动，这种智力活动归根到底有助于支持或改造一种世界观。“每个社会集团既然产生于经济社会原始的基本职能领域，它也同时有机地制造出一个或多个知识分子阶层，这样的阶层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社会与政治领域将同质性以及对自身功用的认识赋予该社会集团。”（参见葛兰西《狱中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有机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教师与学生、领导与大众的关系，在以世界观和价值观为核心的思想文化方面就是前者代表、领导后者的关系。

与此相联系，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提出了独到的“上层建筑”理论，认为上层建筑分为“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两个层面。前者是“私人的”组织总和，其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集团行使着对全社会的领导职能；后者即国家，在政治社会中，合法政府行使着强制性的“直接统治”的职能。知识分子行使的是市民社会的领导权和政治统治的下级职能，并且这种职能上的高低层次对应着知识分子的知识和智识活动水平层次。因此，市民社会就是一个文化堡垒，一个社会的坚硬内核。

对比东西方不同的社会结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得出革命道路不同的结论。他们指出，在东方如俄国，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尚处于原始的萌芽状态。而在西方资本主义化的国家里，市民社会则十分发达，足以能够承受经济萧条和危机的打击，成为抵挡内外异己力量、破坏力量的中坚。葛兰西曾把市民社会比作资本主义自救战争中的堑壕体系，当猛烈的炮击似乎已挫败了它的全部防御时，实际上被破坏的只是外围工事，即它的国家机器。当发动冲锋时，进攻者会发现他们依然面临着一道坚固的防线——市民社会。市民社会首先在西方社会成为上层建筑的内核。市民社会是由多元民间组织组成的，其中某个组织或集团居于相对的主导地位，从而构成这个组织或集团对其余人的领导。这种领导权不仅表现在经济政治方面，更表现在意识形态、文化、道德方面的领导地位。与强制性的国家机器不同，“领导权”建立在“赞同”的基础之上，对其他社会集团发挥着“指导”而非“统治”的作用。市民社会的这种特征使之成为政治社会的基础，而知识分子主要在市民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维护统治集团对全社会的领导。“知识分子和生产领域之间的关系，不是基础性的社会集团所有的那种直接关系，而是在不同程度上被整个社会组织和复杂的上层建筑所‘中介’的，准确地说，知识分子正是上层建筑的‘职能者’”。（参见葛兰西《狱中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22页）知识分子在上层建筑中的职能，就在于使国家的政治统治和社会领导能够顺利实现，它保证广大民众“自愿地”认同统治集团所提供的社会方向，并把对异己者的强制“合法化”。在革命实践过程中，并非一定要诉诸武力才能取得和维护统治地位，关键是掌握“文化上的领导权”和“政治上的领导权”。意识形态——文化上的领导权与政治上的领导权孰轻孰重、孰先孰后要视国情而定。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要用“阵地战”的策略逐步破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文化上的领导权，由无产阶级来取而代之，然后在可能的适当的时候顺利掌握国家权力。而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后，仍然要十分重视对市民社会的领导。就是这样，知识分子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他们通过传播强化所属阶级的世界观，团结所有其它阶层，为本阶级领导权的取得和巩固，为破坏旧社会和建设管理新社会起着整体的也就是“有机的”关键作用。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奠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研究”主题，在法兰克福学派、阿尔都塞、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那里得到传承和发展。法兰克福学派提出，当代西方社会通过“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输出资产阶级的文化道德价值观念，控制人的内心世界，形成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支配的、丧失批判向度的单向度的人和“总体异化”的社会。阿尔都塞发挥了葛兰西的上层建筑观，提出意识形态同样属于国家机器，这样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包括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政治、工会、文化等，在镇压性国家机器的庇护下，进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意识形态批判对于西方革命具有战略意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以“消费异化”理论为基点，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实质上就是通过大力宣传消费主义文化和消费主义的生存方式，让工人阶级为了逃避劳动过程中的异化，沉迷于物质商品消费中丧失自我，丧失革命的激情。由于人的心灵世界完全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消费主义文化和生存方式所牵引、所支配，因此需要实施一种文化战略来改变人的心理结构，培育一种能够在精神上摆脱“异化”、感受“自由”的“新感性”。在此基础上，西方马克思主义举起“艺术审美救世主义”旗帜，把工人阶级的主观精神发展看作是西方革命的前提和必要条件。

赋予“艺术”在人们争取自由和解放中以重要作用，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突出特点。当然，这里的“艺术”是经典艺术而非“文化工业”所复制出来的“艺术”。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总体异化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艺术和现实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一方面，艺术抽象地表达人们的价值理想和愿望，超然于现实生活，因而隐瞒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实际的压抑状态，具有肯定现实的功能；另一方面，恰恰因为艺术具有超越现实生活的特点，它就能够逃避现实生活的异化，从而具有批判、否定现实的功能。“艺术，作为现存文化的一部分，它是肯定的，即依附于这种文化的；艺术，作为现实存在的异在，它是一种否定的力量”。（参见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70页）也就是说，艺术表达着人们的美好理想、对幸福的向往，艺术“在其先进的立场上，它是在拒绝——抗议现实的东西。人和万物得以实现、歌唱和言谈的方式，是拒绝、破坏并重建你们实际生存的方式”，（参见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54页）艺术境界和现实生活作比较，可以揭露人的本质和存在的差距，唤醒人们内心深处的批判、否定向度，达到意识觉醒和精神超越。籍此也可以看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战略追求人的价值、尊严，但是孜孜以求在心理变革中拓展人的自由解放之路，逐渐增加了乌托邦色彩。

当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依然保持对时代精神的追寻和反思，保持着关注现实、关注文化的学术倾向。目睹“后工业社会”（或称“晚期资本主义”）的现实，詹姆逊指出文化的商品化和商品的文化化成为社会生产主要特征，文化生产与经济生产的完全统一，使从根本上干预经济的文化政治有可能实现，文化战略更有意义、更有力量。他还提出，在全球化进程中，晚期资本主义对第三世界的经济与文化领域渗透、进攻，发展中国家应该与发达国家交锋和对话，立足国情，面向世界，培植文化基因，使本土文化展现新貌，亦即实施一种文化创新战略。伊格尔顿从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和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中寻找意识形态的源头，认为意识形态批判是人类解放工程的一部分。他指出，当前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不在于苏联和东欧官僚统治机器被推翻之后出现的政治幻灭感，而是在于资本主义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反对派而导致的一种更为普遍的虚脱感和挫败意识。他提出一种新形势下的文化战略，指出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和进步知识分子当前面临的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通过已经转换了的‘文化’媒介，参与作品和事件的生产，为了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效果而将‘现实’虚构化。第二，作为批评家，应该暴露非社会主义作品的修辞结构及其产生的不良效果，以此与现在已经很不时髦的虚假意识作斗争。第三，尽可能‘刨根究底’地阐释这些作品，以占用对社会主义有价值的一切东西。简言之，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的实践是投入型的、论战型的和占用型的。”（参见胡友珍论文《伊格尔顿的文化批评观：在后现代语境下的反思》）从葛兰西的上层建筑理论出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旗手哈贝马斯提出，在当前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分离而构成彼此独立关系，后者是一个文化的、舆论的“生活世界”（the lifewrold），它既决定政治社会的合法性，又确定人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因此，保持其文化上的自主创生能力，通过知识分子传达和阐释意义，是文化战略的根本所在。（陈锋 中国艺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