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坚持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立场，追求人的自由与解放，在历史的起伏波浪中挺立不倒，保持着独立的理论品格和深沉的人文关怀，值得尊敬和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把文化内于人的类本质和现实实践，颠覆了把文化视为人和社会外在游离之物的机械论认识，把文化和意识形态研究作为自己的理论主题，结合历史发展和社会现实，作了认真、缜密的学院式解答。其课题的提出、理路的展开、结论的论证，都极具现实借鉴价值。

西方马克思主义以总体性思维透视人与社会发展，通过资本主义异化的棱镜解析，看到了文化的权力逻辑和价值观的博弈，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和意识形态建设的战略思想。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揭示了意识形态的普遍性质与统治功能，他们说：“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地位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53页）列宁则首先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建设和掌握文化领导权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深刻思想，使这个战略问题更加具体可行。

威廉斯指出，在任何社会里，如果统治阶级想要维护其统治，就必须不同程度地得到被统治阶级的认同，“社会实践是以人们对实际上表达了统治阶级的需要的某些统治观念的认同为基础的。”（参见威廉斯《关键词》，方特纳出版社1983年版，第145页）他提出了“三种文化”——主流文化、残余文化和新兴文化——的理论，阐明了如何掌控文化领导权。主流文化就是“中心的、实际的和主导的意义和价值体系，在我们的社会里，这些意义和价值不是抽象的，而是有组织的和为人们所亲历体行的”。（参见威廉斯《唯物主义与文化问题》伦敦维索出版社1980年版，第39页）主流文化实际上就是占据领导权地位的文化，它代表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起巩固统治阶级的政权的职能。“残余文化”指的是“过去已经实际地形成，但是依旧活跃于文化过程中的因素”，（参见威廉斯《唯物主义与文化问题》伦敦维索出版社1980年版，第122页）它们在某些方面与主流文化形成替代性或对立性的关系，往往与主流文化保持一定的距离。主流文化为了自身的利益，必须吸取残余文化中有益于自己的成分，手段是通过重新阐释，有鉴别地包容或排除等方式来进行吸收、合并，保障达到两类之间和平共处。“新兴文化”指的是新的意义、价值、关系和实践。一经新兴文化因素出现，主流文化就应试图开始吸纳之，使之服务于主流文化，这种吸纳包括分析、鉴别、认可、接受其中有益于巩固文化领导权的成分，反对和压制对立性的成分，将后者斥之为纯粹个人性的东西、极端的社会反常。

文化领导权往往受到侵蚀和挑战，例如，残余文化中有些东西是主流文化所无法吸收的，它们代表了主流文化忽视、贬低、反对甚至无法认识的人类经验、理想和成就，它们有可能在特定的时刻浮现出来，对主流文化构成巨大的威胁，甚至是暗中消解主流文化。新兴文化因素的出现往往是与新的阶级组织的出现、新的阶级意识的觉醒、新的文化组织的形成联系在一起的，才开始往往活动于社会的隐秘或边缘地带，反抗或消解主流文化。随着新兴阶级力量的壮大，这种斗争将愈演愈烈，直到旧的文化领导权退出历史的舞台。总的来说，主流文化与残余文化、新兴文化之间始终存在着吸收与反吸收、压制与反压制的斗争，补充与消解文化领导权。为了保障文化领导权，相应的文化战略和文化政策以及文化机构都是必需的。而在主体的视域中，主流文化亦即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强化是一个主题。一方面，要掌握群众：社会召唤个人成为主体；个人把社会视为主体，屈从于它，并最终形成主体；主体与社会主体间的相互识别，以及主体对自己的识别；主体把想象当成现实，并据此确定自己的行为。（参见李世涛《詹姆逊的意识形态理论》，《外国文学》2003年第3期）另一方面，统治集团要为赢得大众同意强化自身条件，这就是要超越自身的经济局限，从经济社团阶段、经济合作阶段一直过渡到“最纯粹的政治阶段”，体现出一种精神和道德的统治。当然，文化领导权同时也必须属于经济的范畴，必须以领导集团在经济活动中所执行的决定性职能为基础。因此，文化领导权又是一项全面的统治工程，既是一个文化或政治的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工程，用葛兰西的话来说，就是一场“阵地战”。而其中知识分子，尤其是“有机知识分子”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

作为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者的是“有机知识分子”，如何建立这样的新型知识分子阶层？在生产实践中完成世界观的转变是要害。“对每个人的某种程度上的智力活动予以批判性的改造，使它与筋肉-神经活动达到一个新的平衡，保证使筋肉-神经活动本身成为新的完整的世界观的基础。”没有这种历史观，我们就只停留在‘专家’的水平上，而不会成为‘领导者’”。（参见葛兰西《狱中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新文化”建设颇具启发。“创建新的文化，并不只意味着独自去进行‘特创的’发现。它也意味着——而且这一点特别重要——批判地传布已经发现的真理，即把它们所谓‘社会化’，从而把它们变成实践活动的基础，变成人们协调一致和活动的要素，变成人们精神的和道德的结构的要素。被导向统一和一贯的认识实在的现实的方式的人民群众——这是一种‘哲学’事实。它比某一位哲学‘天才’发现新的真理更有意义，更为‘独创’，因为这种真理只能成为狭隘的知识分子集体的财富。”（参见葛兰西《狱中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页）能否把新的文化观、世界观渗透进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中，形成他们的更新了的常识，是取得文化领导权的关键。必须通过在广大群众中逐渐成长起来的杰出人物，把新文化传布到全体群众，把少数杰出人物的观点“社会化”，才能让新的文化观念拥有坚实的群众基础，才能在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中取得胜利。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战略思想的既可见于新旧阶级文化之争，也可延展为民族文化之间的碰撞。西方学者赛义德的后殖民理论就是仿照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提出的。（参见王家传《赛义德后殖民地理论对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借鉴与改造》，《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这一理论把东方殖民地国家对西方宗主国的反抗分为两种，一种是收复领土的反抗，另一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反抗。前者属于物质层面上暴力反抗，后者属于精神层面上的非暴力反抗。意识形态方面的反抗就是文化反抗。东方殖民地国家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有获得真正的独立自主，就是因为东方人没有消除西方的文化霸权。东方人收复领土的革命已经完成，现在所面临的任务就是在意识形态上进行一场非暴力形式的文化革命。只有这种非暴力形式的文化革命才能使东方民族真正获得独立和自由。赛义德也认为消解西方文化霸权的使命必须由知识分子来完成。在他看来，西方人之所以能够行使其文化霸权，就是因为作为知识分子的东方学家剥夺了东方人表述自己的权力，剥夺了东方人的话语权。东方人要想消解西方的文化霸权，就必须夺回表述自己的权力，就必须“重新拥有文化”（ Edward W.Said:Culture and Imperialism[M].New York:Random,House,Inc,1993.213;ⅩⅩⅤ;14.）即重新拥有东方自己的民族文化。要想拥有自己的文化就必须拥有自己的知识分子。只有拥有自己的知识分子，才有自己的文化产品，才会有自己说话的声音，才不至于让西方文化一统天下，才会有一个多元文化共荣的世界。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战略思想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现实中指向人的艺术化生存。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都可以“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5页）这就是以每个个体自由发展为前提的艺术化生存的境界。如何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推进审美文化建设，真正实现理想社会中人的艺术化生存，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今天，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后工业社会，这是一个科技高度发达、文化观念发生根本逆转、美学范式不同以往的社会。后工业社会依靠科学技术、传播媒介的不断进步、电脑和信息的广泛运用，语言和形象可以成批地生产，社会文化越来越趋向于整一性。文化工业与商品生产紧密结合，商品化的资本逻辑渗透在影像、广告、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渗透在日常生活以及人的无意识领域。艺术已经被置入生活，变成了日常生活中的消费品，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这种大众文化的基本特征，按照詹姆逊的说法，在于深度模式削平的平面感、历史意识消失的断裂感、主体性丧失的零散化、距离感消失的仿像复制等。资本主义社会强大的物质生产力给人们带来舒适享受的同时，也给人类的心灵带来了新的创伤。在摩天大楼的阴影之下，越来越多的灵魂陷入痛苦、悲观和绝望。马尔库塞称之为“单面社会”的“单面人”，从而提出通过建立新感性达到社会解放。他所说的新感性，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感性与理性严重分裂相反，是一种感性与理性的自由结合，是一种崭新的感性同一种反升华的科学理智，在以“美的尺度”造物中所结合的产物。在他看来，审美和艺术正是创建新感性的主要力量，只有通过审美和艺术，人类才能走向理想的天国。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并存的世界，是一个“前现代文化”、“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交织的世界。中国的现代化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上提出的。我们既要有通过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现代化的迫切感，又要具有全球视野和清醒的头脑，密切注意全球大众文化带来的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注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我们不能重复西方发达国家那种经济富裕、精神空虚的老路，而应该依据马克思主义建设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思路，走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路，从而进入经济上富裕同时又是艺术化生存的新境界。（陈锋中国艺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