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阐发和发展马克思人学经典思想而兴起的理论流派。着眼于改造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夺取社会主义的胜利和实现人的解放，西方马克思主义努力构建一种文化战略。在无产阶级文化和意识形态建设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卓越的理论探索，积累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与逻辑起点，在于反思西方国家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误读和实践教训。他们认为，20世纪20年代发达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相继失败，其主要原因是主体精神准备不足，根源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唯科学主义的实证论式解说，致使无产阶级丧失作为历史主体的革命首创精神。（参见王雨辰《略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转向》，世界哲学2002年第五期）于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力图拨乱反正，重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精髓”加以把握、阐述和运用。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分析提出，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严重歪曲了本真的马克思主义，两相比较，差别卓然可见：第一，思维方式不同。前者是近代理性主义的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后者则为“总体性辩证法”。 前者因为孤立静止地研究对象、看待“事实”本身，不是历史地审视“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而后者的主题和特色恰恰是超越近代理性主义哲学主、客体二分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实现了“实践哲学的转向”。第二，关注范围不同。“总体性辩证法”要求以“实践”为中介，把“主、客体的关系问题”置于社会历史的基础上予以考察，坚持总体分析社会生活，在总体的联系中凸现孤立或个别事件的意义和价值，从而决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不是“物质或自然”，而是“实践及人类社会历史”。第三，理论志趣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为基础，以“人类社会历史”(包括人类社会历史和进入到实践领域中的自然界)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把如何求得“人的自由和价值实现”作为哲学的任务，故而体现为以“人及其实践”为基础的文化哲学。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抱着科学主义的认知倾向，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演绎为关于整个世界（自然界、人类社会、思维）一般规律的科学哲学。第四，学术宗旨不同。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认识论理路，还原和认识自然成为它的追求；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向“现实世界”，张扬的是人的现实生活的意义和现实生活中人的价值。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们认为，马克思开创的新哲学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实践本体论”既克服旧唯物主义哲学的直观性，又克服唯心主义的片面性。而正是以人类实践为基础，确立实践思维方式，才能历史地考察自然和社会，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绝对的历史主义”。在思想资源上，这样的哲学逻辑可以溯及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由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自己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宗。的确，在《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劳动实践为人的类本质的思想，它包括三个著名论断：“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劳动是“自由的活动”，是人的“自己的本质”；“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参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7、92页）需要强调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开篇文献中，经济学色彩浓厚的劳动一词是作为哲学概念出现的，其意为人的生命活动和主体的对象化，也就是说，马克思把“劳动”作为一种人类活动的基本理论或社会生活本体论的组成部分。（参见罗伯特·达密柯《马克思与文化哲学》载庄锡昌等编《多维度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1-82页）这可能是理解马克思哲学基本范畴值得注意的地方。因此，劳动实践具有整体的、历史的、辩证的和文化的属性。把握这以理论范式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实为一种文化哲学的根本。

历史地看，近代以来，“文化”作为与自然相对的范畴在学术上使用，这是广义的文化。广义文化的哲学底蕴，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语来阐释，就是人类的总体实践活动及其总的成果。缘此语境，马克思曾经指出：“人双重地存在着：主观上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客观上又存在于自身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1页》人在其自在性与自为性的矛盾之中构建文化、走向自由，“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26页）把握广义的文化有一个关键，马克思同样以生产劳动的视角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参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也就是说，通过意识精神和社会实践的能动作用，人在现实和精神两个层面上“二重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正是由此处构建起来。与广义的文化相对应的狭义的文化“逐渐专门用于艺术”，而“文化（在艺术的意义上）界定了一种美好生活（作为文明的文化）的品质，这是政治变革在作为整体的文化（在社会生活意义上）中所致力于实现的。”（参见特里·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22页）文化作品的质是其“美的形式”，即意义、节奏和对比的总体，它能够使一部作品成为相对封闭的、自主的结构和秩序（即一定风格）的整体，从而改造了现实中占统治地位的秩序。尽管这一改造是“外表性的”，但是它赋予要表达的内容以意义和功能，这些意义和作用是不同于这些内容在传统评论中所具有的意义和功能的。和谐的外形、理想化、艺术因而和现实相分离，这一切都是这一美的形式的特征。它的升华意味着返回“直接性”艺术，它不仅打动了理智和受约束的感性，使它们开动起来，而且主要是打动了从社会的强制和要求中挣脱出来的“自然的”感性经验，并使它开动起来。人们通过文化产品享用，寻求肉体（和灵魂）的经验的艺术形式，不是把它作为劳动力和放弃的媒介，而是作为解放的媒介。 （参见陈学明主编《社会水泥：阿多诺、马尔库塞、本杰明论大众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108页）艺术作为文化的如此功能，自然将它与意识形态结成了不可割舍的关系。沿用这种哲学逻辑，西方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为文化哲学，并且日渐把意识形态和文化艺术作为理论主题。此乃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战略思想的哲理根据。（陈锋中国艺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