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3年卢卡奇发表《历史与阶级意识》到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存活有近百年的历史了。它至今还显勃勃生机，为进行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文化和社会批判摇旗呐喊。纵观近一个世纪的理论图景，西方马克思主义标举起自己鲜明的文化个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挖掘马克思哲学中关于人的自由意识属性思想和总体实践观基础上产生的。它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新现实、探索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产物。卢卡奇、科尔施等第一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有别于第二国际的“经济主义”和俄国的“政治主义”，中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应当是“总体革命”。“总体革命”不仅包括经济革命、政治革命， 而且包括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在某种意义上，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应当成为先导，也就是要夺取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优势，争取人民，使他们树立起革命的自觉意识。质言之，“西方马克思主义整个说来，似乎令人困惑地倒转了马克思本身的发展轨道。马克思这位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不断从哲学转向政治学和经济学，以此作为他的思想的中心部分；而1920年以后涌现的这个传统的继承者们，却不断地从经济学和政治学转回到哲学。”（参见佩理·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8-69页）因此，以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为理论主题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也伴随着主观唯心主义的危险趋向之忧。

然而，“革命必先革其心”形成的文化战略并不必然产生主观唯心主义，关键在于这种战略是否符合实际和能否与实际相结合。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了知识分子关注现实、思考解答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传统。对于从卢卡奇开始到今天仍然活跃于理论舞台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欧洲革命的失败、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的崛起、莫斯科审判及斯大林主义、匈牙利事件、苏军入侵捷克、法国的“五月风暴”、意大利“热秋”、波兰工人罢工、苏军入侵阿富汗、战后科学技术勃兴的社会后果以及当代生态运动等等，没有一件停留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视界之外。秉承这种理论传统，他们十分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当代西方的现实，希望能找到一条适合西方人解放的道路。对于现实进行理论思考，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一种形式。因此，要正确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战略转换主题，必须考察西方社会的历史变化及其面临的主要问题。

应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的转换符合历史演进大势。（参见王雨辰《从当代西方社会的变化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的转换》，《社会科学动态》1999年第1期）这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资本主义早年时代，经济危机和工人武装斗争彰显社会矛盾和革新出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任务是要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内在矛盾，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指导无产阶级直接的革命运动。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把他们的理论重心从哲学转向了政治与经济。而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依靠体制创新和科技革命，资本主义活力焕发，资产阶级应付事变的能力和技巧日趋成熟。资产阶级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提倡一种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并从中输出其意识形态，使人们盲目追求物质生活消费和物质享受，让人放弃对自由解放的渴望。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控制已深入到了人的内心世界，是一种总体的统治。它导致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淡化，革命意识弱化，再加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分化也使阶级利益和阶级矛盾的冲突日趋复杂，西方社会主义革命要取得胜利，其首要和关键的任务在于能否把工人阶级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解脱出来。由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将批判的锋芒挥戈指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强调文化批判对于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的重要意义。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的转换表现了他们力图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当代西方社会，寻求西方人解放之道的探索和尝试，是完全合理的，也是坚持辩证法的必然结果。不能因为他们和我们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论观点不同就否定他们这种探索的价值和意义。

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文化战略转向又反过来促使深刻审视当代西方社会的困境——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不平衡性以及人的精神发展问题。通过消费社会的兴起和消费主义盛行，西方统治者力图使人们把生活的幸福和希望寄托在对物的占有和消费的体验上，籍此麻痹控制人心以达对人们的全面控制。当代西方人并不是象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宣扬的那样自由幸福，恰恰相反，当代西方人很难摆脱由社会生产一体化、整体化趋势给他们生理和心理带来的沉重压抑感，各种变态方式——吸毒、同性恋、嬉皮士——反映了、反抗着现存的社会制度。这些问题都是资产阶级所无法解决的，需要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深刻的反思。通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与范式的探究，打开一扇窗口，一方面全面体察当代西方社会的病态，一方面深入寻求现代化的新出路、新途径，进而获得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积极养料。

长期以来，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往往受它与马克思以后“逐渐形成了从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为主要代表的知识论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参见王雨辰《略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转向》，《世界哲学》2002年第5期）的相左关系的影响，而把它排除在马克思主义之外。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战略思想，不能不对这一关系重新作一梳理。一般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思想资源上导源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问题是马克思的手稿是1932年才全部发表的，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这就不能否认后者的理论创新意义和非凡的理论洞察力。需要提及，尽管马克思主义在现实中从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但是，从恩格斯开始捍卫马克思主义精髓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注意到了一个课题，这就是防止对马克思主义做经济决定论的理解，要辩证地处理好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后者恰恰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所在。恩格斯和列宁都认识到，工人阶级不可能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工人阶级只有把在经济生产、生活中和资产阶级产生的矛盾冲突，通过政治批判上升到世界观的高度，或者由“有教养”的知识分子进行大众启蒙，才能最终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束缚，形成自觉的阶级意识，才能产生为社会主义革命奠定前提条件。恩格斯去世之前特别提出：“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他们为什么流血牺牲。最近50年的历史，已经使我们领会了这一点。”（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07页）列宁在1902年发表的《怎么办?》一书中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俄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参见《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7-318页）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中，正是列宁提出了建设无产阶级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任务，首先成功地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一点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是相通的而不是割裂对立的。

苏联社会主义刚刚建立之初，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最初对此抱有很大热情。只是到了后来他们才发现和认为，斯大林模式牺牲人的解放使体制本身成为一切，人的存在意义成了维护体制的稳定和运行，人本缺失甚至超过马克思所反对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因此断言苏联现实与马克思的理想不相符合，苏联不是一个真正解放的社会，而是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社会、极权社会主义社会或官僚社会主义社会。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苏联模式片面强调政治上夺权，经济上改变所有制，忽略思想文化革命，强调纪律和服从，忽视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实为一种狭隘的设计。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批判苏联的意识形态，认为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丧失了革命批判精神，变成了苏联领导集体的意识形态，变成了其控制人们思想的工具，为其制度和政策作合法辩解。（参见吴向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0年第4期）事实上，从斯大林开始，苏联文化和意识形态建设越搞越遭。在斯大林时期，文化与意识形态建设采取了“左”的刚性政策，张扬的逻辑是：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权威，而哲学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尊奉斯大林旨意行事。赫鲁晓夫以降，苏联从批判斯大林模式开始，由思想解放走向怀疑主义，致使思想文化战线迷雾重重，最后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中腰斩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也断送了苏联社会主义。（参见冯绍雷《知识分子于苏联解体》，载资中筠编《冷眼向洋》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64页）可以说，苏联的教训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战略思想的一个实证。

那么，是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应该照搬这样的文化战略思想？当然也未必然也。20世纪60年代中期，西方发达国家出现学生运动，可以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化。这些国家的大规模学生和工人运动，震惊了全世界，导致了约翰逊、戴高尔的落选下台。这说明生活在空前的物质富裕中的人们，并不是从单纯的经济理由出发，而是从道义上、文化上的理由要求终结资本主义制度。它给人们留下了深深的思考，也使马克思主义声势大壮，“几乎没有一个严肃的刊物不举办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参见鲍尔曼《“马克思学”的贫困》，载叶卫平《西方“马克思学”研究》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9-10页）

到了70-80年代， 当年一些学生运动积极分子仍然沿着60年代学潮的方向继续走下去，决心到马克思主义中寻找资本主义社会的出路，至今执著不懈。这似乎显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战略的威力。而身临其境的萨特反省指出，它“是一场没有政治革命的文化革命，所以它必然失败。然而，它第一次以其对发达社会的否定去表达发达社会。反对异化和争取自治的斗争，使发达社会面对它的限度和矛盾。”“现在，可以认为革命在发达社会内是可能的了。” （参见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页）当然，至于这种革命是暴力的还是和平的都无可厚非。“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抗拒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6页）人们完全可以“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页）

可是，为什么那场激荡西方世界的“革命”又失败了呢？在这个问题上，萨特早就有所体会，他说，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参见萨特《对于一种方法论的研究》1963年纽约版，第7页）这是因为从根本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一种空泛的人道主义哲学，尽管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也包含着人道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以人道主义哲学作为基础，以人性、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复归作为模式来论述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有着根本区别。马克思多次反复批判以人道主义为哲学基础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指出：“他们不代表真实的要求，而代表真理的要求，不代表无产者的利益，而代表人的本质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这种人不属于任何阶级，根本不存在于现实世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天空。”（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9页）正因为如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对现代资本主义不遗余力地进行了道德价值批判，但又没有能正确地认识现代资本主义的本质。他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一系列的文明弊端、价值困境，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全面深刻的异化，但他们的批判说到底是一种“道德义愤”，“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作证据，而只能看作象征。”（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20页）西方马克思主义不理解社会价值与现实物质世界的规律性联系，纯粹在道德的天空中自由地构想飞翔，而“资产阶级的观点从来没有超出这种浪漫主义观点的对立，因此这种浪漫主义观点将作为合理的对立而伴随着资产阶级观点一同升入天堂。”（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9页）这也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走向分化、90年代以后关注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缘由。

但是，从马克思的原始出发点——人的解放，消除异化，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来看，现代发达社会中的人一方面得到了物质享受，另一方面却在人性上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迷失了、甚至丧失了自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论是从主观上想坚持初衷不变，还是客观上形势使然，走上了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道路，并以他们的深刻和执着，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观点。作为一种现代社会批判理论，作为一种社会病理诊断，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的基本精神还是相契的。这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战略思想价值根本所在，以及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包含的些许启发所处。（陈锋 中国艺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