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文化建设与知识分子的使命

——全球化与人文知识分子的角色自觉

本文从全球化大局着眼，论及当代人文知识分子应重新反思社会角色意识，把握经济文化全球化缘由和实质，调适社会文化价值立场，培养全球化时代精神气质，从而担当起先进文化建设的使命。(Keeping the globalization in mind,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human intellectuals should reflect their self-consciousness of social role of themselves, and should grasp the cause and essence of economic and cultural globalization, suit well the standpoint of cultural values, build up the spirits of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take on the mission of advanced culture construction.)

点击关键词：全球化 文化 人文知识分子(Globalization Human intellectual Culture construction)

作为社会的人，每个个体都具有某种社会身份，即在享有一定权利的同时，履行应有的义务与社会职责。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德形象地将之称为扮演社会角色。要想成功地扮演社会角色，人们就必须对自己的角色规范（即社会期望）进行到位的领悟和实践，也就是要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做到角色自觉。面对时下全球化浪潮，作为社会价值、意义体系的构建和先行者，作为思想文化的生产和传播者，人文知识分子应该重新进行自我反思，更好地担当自己的社会角色。

一、 审视经济的和文化的全球化局势

自从商品经济体制在西方形成，世界就逐步走向全球化。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精神生产和文化传播也冲破民族国家的界限，日益具有世界意义。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而“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马克思恩格斯这些经典话语深刻阐明了近现代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进程及其必然性。

在当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在日新月异的高新科技发展的助动下，经济全球化趋势更加彰显。与经济全球化相联系，各民族的互相往来更加频繁，互相依赖不断加深，民族文化走向世界，文明资源趋于共享。尤其是当代交通和通讯手段的迅速改进，例如信息和图像的数字化、卫星广播和远程电话系统、新电缆和光纤技术以及计算机与通讯网络的联合，使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在更大范围、更多领域、以更快的方式得以实现，全球文化的形成有了厚实的客观基础。正如美国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所说：“信息高速公路将打破国界，并可能推动一种世界文化的发展，或至少推动一种文化活动、文化价值的共享。”1

文化流动与交融本是文化的特性，全球化推动和加快了这种流动和交融，文化全球化已是大势所趋。但是，由于区域经济实力不均衡，文化载体存在水平差异，区域文化出现强势和弱势之分，文化流动沿着由前者向后者的轨迹，文化的权力逻辑利于强势文化。在当今民族文化的交融中，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明显具有优势。借助这种有利趋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力推行利己主义的文化战略，企图建立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霸权。

对于借助全球化大势推行文化霸权战略和图谋政治利益，一些西方政界要员包括一些兼有学者身份的人从不讳言。“全球化社会”一词的首创者、曾任美国卡特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就曾指出，世界将走向全球化社会，形成新的社会模式——“地球村模式”，地球村模式将作为标本被所有社会所模仿。紧接着他明确宣告，“美国在60年代就成功体现了全球化社会，在历史上第一个接近全球化社会和地球村平台的国家是美国”，而“在东方国家只存在着一种使人感到无聊和烦恼的文化，所以美国代表了惟一行得通的人类演变的模式”。布热津斯基公开动员美国施展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政治策略，“今后我们应该通过网络外交的方式来实现炮舰外交和实力外交不能实现的目的。”2布热津斯基坦言，从20世纪后期以来美国就在积极推行全球战略，这一战略的实质就是由美国按照美国模式对全球进行新的整合，即实现他们所谓的人类社会的新秩序，而推行这一战略的武器，是利用他们“西方先进文明（文化）”在全球的畅行。无独有偶，美国著名外交理论专家、哈佛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于1993年夏季著文《文明的冲突》提出，从冷战结束以后，国际舞台上的冲突将不再以意识形态为界限展开，而主要体现为不同文明之间的斗争。他把当今世界存在的文化模式重新进行划分，指出现有的七、八种文明之间的冲突与合作构成了国际关系的局势，这些文明是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可能的非洲文明。亨廷顿还强调说，西方文明要受到所有其他文明的挑战，而令他特别担心的是伊斯兰文明和儒教（中华）文明可能联合起来，对西方文明构成最严重的挑战。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亨廷顿为美国推行新霸权提供了理论根据，他自己也承认他的那篇文章“被批评为可能提出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即文明的冲突由于我预测其可能发生而增加了发生的可能性”。1如果我们反观当前世界风云变局，绝不难看透强势文化所包涵的现实政治意图。这种险恶意图，不能不触动人文知识分子的心灵，也就不能不引起良知的冷眼分析和着力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