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厉以宁剖析当前经济“症结”——

经济现象背后是结构问题

结构调整背后是体制阻碍

2007年6月16日，在北京大学莫里斯经济政策研究所成立大会暨学术报告会上，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在主题发言中和会后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强调指出：当前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很多经济现象“背后都是结构问题，而结构背后是体制问题”。“结构调整为什么这样难？”，在他看来，至少存在三大体制阻碍。

是总量的问题，更是结构的问题——以民工荒和“流动性过大”为例

77岁的厉以宁教授近期在四川、广东、贵州、河南进行了一系列调查研究，面对纷繁的经济生活现象与矛盾，他思考：当前经济政策研究的重点是什么？是总量调控？还是结构调整？

他发现，“在中国，就业问题既有总量方面的原因，更有结构方面的原因。中国经济是非均衡的，就业问题也反映出非均衡的特点。譬如民工荒在一些地区出现，两种情况并存，一边是‘人找事’，另一边是‘事找人’。广州市官员反映的是技术工人短缺；从河南了解到民工荒的主要原因是工资太低，在城里工作还要经过学习培训，要有教育成本投入，农民觉得没必要到城里，他可以留在家里养猪、养鸡；贵州农村的多余劳动力就像蓄水池，可流向的都是一些特殊行业，建筑、运输……民工荒实际上反映的是结构问题，不仅是职业结构、技术结构，与消费支出结构也有关系。”

很多人认为股市过热、投资过热的原因是资金“流动性过大”，厉以宁教授认为“流动性偏大，同样是结构问题。信贷规模过大，造成流动性偏大”。他说：“我读书的时候，教授西方经济学的陈岱孙教授不用这个说法，他说‘银根松’、‘头寸多’。当前的流动性偏大，民间资本过剩是一个原因，同时又存在‘中小企业融资难’，两者并存说明结构有问题。能不能两者合并解决呢？”

“此外，在中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也是优化投资结构问题。现在看，经济增长不难，急需的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也就是急需优化投资结构问题。投资，既不能普遍鼓励支持，但也不能单纯打压。”

厉以宁教授说，“在宏观经济学中，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一直是政府调控最为关心的，政府将总量调控作为重点，是有依据的，因为总量问题的确是影响宏观经济全局的大事。但是，总量调控是有局限的，因为宏观经济是非均衡的。总量调控的局限有三个方面：第一宏观经济的基础是微观经济，而微观单位千差万别，宏观总量调控难免‘一刀切’；其次总量调控作用于总需求方面，而对总供给的调控必然涉及产业结构、地区结构；三是由于市场不完善、资源有限供给，经济经常是非均衡的。在非均衡经济条件下，总量调控的局限性是明显的。”

他认为：当前经济政策研究的重点是结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