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下午好，谢谢主办单位和大会主席。今天来讨论这个问题是有着非常重要意义的事情，我们回顾和反思亚洲金融危机，实际要是面对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不管中国经济会怎么样的走，我想今天这个会确实至少有一个警示的作用。我准备的这个发言稿，提出了三个问题来讨论它。一个问题就是宏观看好，存在不存在潜在的危机？第二个问题，如果说存在潜在的危机，这个危机的根源是来自外部的冲击，还是由于内部的缺陷？第三个问题，很多人讲中国与东南亚不同，与日本也有很多不同，这个不同是决定你危机存在不存在，还是说决定你危机发生的方式？我想围绕这三个问题来讨论。

确实中国经济目前的状况是非常好，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就是从十年来，特别是近五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相当快，都是10％的增长速度，中国的贸易28％的增长，世界上没有国家像这个样子发展的，而且延续了这么长的时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大国，咱们的经济总量第四位、贸易第三位，现在世界人们对于中国确实是刮目相看，而且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率很低，这近十年来没有超过4％，最高是3.9％。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实际上掩盖着中国经济结构的扭曲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

一方面，我们长期外向型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内外经济失衡，而快速的经济增长掩盖着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和粗放式发展的现实，这使中国处在巨大的风险之中，潜藏着很大的危机。我觉得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保持必要的警惕，进行有效的调整是必要的，否则的话中国离危机不远。看看亚洲金融危机的情况，证明这个说法不是空穴来风，亚洲金融危机的前30年，东亚保持了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人均收入以年平均5.5的速度增加，几乎翻了五倍，而亚洲的四小虎成绩更是骄人。

1993年世界银行发表了《亚洲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的研究报告政策》，总结了东亚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把东亚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楷模，推荐给世界，到了94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东亚奇迹的神话》，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东亚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靠劳动和资本的大量投入，而不是靠生产效率的提高，对东亚模式提出了质疑。但是谁能料到不到三年，1994年12月在墨西哥爆发而席卷拉美国家的危机在东亚又爆发，从泰国开始，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韩国等国家卷入，新加坡、香港等经济体受到不少的损失，难怪有人说一夜回到十年前。

由这件事可以看到物极必反，一国经济好的时候，也许是现有发展模式、发展政策走向极端的时候，也是人们最容易盲目乐观、丧失警惕举措失误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最容易遭受攻击。中国经济确实改革开放以来表现不凡，近几年确实更是骄人，从上到下咱们现在是人们充满着一种乐观的情绪，对于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准备，而外部世界的一些赞誉更放大了这种情绪，最近出现了关于中国会不会出现重蹈日本泡沫经济覆辙的讨论，很多人认为不会，认为中国的经济状况很好，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想指出危机的存在，也许更接近于事实，也更加有利。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危机的根源到底是外部冲击还是内部的缺陷？关于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源和原因，人们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究竟是来自外部的冲击还是内部经济失衡和制度缺陷，是索罗斯别有用心和暗中使法还是各国政府应对失当，很明显当时马来西亚的首相和印度外长持的是前一种看法，认为是外部冲击。而美国副国务卿和摩根公司主管亚洲的首席经济学家，持有的是后一种看法。现在看待我国是否存在危机，也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是“阴谋论”，一种是“自身论”，现实中也是在争论。

阴谋论认为美国压人民币升值和金融开放是一种阴谋，目的在阻碍中国的强大，因为人民币升值并不能解决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问题，而人民币升值带入的热钱流入，促使楼市、股市过快上涨，使泡沫膨胀，可能被国际金融炒家冲击中国经济提供机会和条件。 不过，我觉得人民币汇率升值和金融开放，也是我们改革的方向，是我们国家自己的政策选择。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资本的本性就是逐利，那里有高利润，资本就会在那里下注。

其实索罗斯冲击泰国等东亚国家，就是因为这些国家存在着严重的经济失衡和重大的政策失误，诸如本币高估和固定汇率制度、金融自由化过度和金融监管不够、大量举借外债，这些就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套利空间，给这些外部的冲击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索罗斯等人从外部冲击这些国家的经济，其实就像是当年冲击英国经济一样，是英国经济本身就存在问题，我们不能说当年的冲击就是阴谋，也不能说英国是资本主义国家，索罗斯等人就对它放手，因为索罗斯等人是为了要取利。外部冲击不是危机的根源，而是危机的导火索以及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我们不能回避，也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今天中国经济潜藏着巨大风险和危机，也是导致外部冲击的条件，但是危机的根源不是他人的压迫和阴谋，而是由于中国经济运行和经济制度本身存在着严重的失衡和缺陷。

我讲四个问题来说明这个观点。第一，内外经济的严重失衡是当前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的最大风险。长期以来，大量的双顺差和外汇储备的持续积累就是内外失衡的集中表现，外部升值压力只是这种情况出现之后的必然反应，原因之一在于我们本币高估和汇率制度改革滞后，尽管现在的汇率在缓慢升值，但是不可能一下子调整到位。尽管我们改革了汇率制度，实行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是央行的干预仍然频繁而强烈，在很大程度上与固定和汇率制度没有很大的区别。所以我觉得，这说明了现在我们知道了要升值，我也支持升值，但是单方面的调整恐怕是有问题的。

汇率实际上有外部实际汇率和内部实际汇率，现在是在调实际外部汇率。还有一个途径，就是调内部的实际汇率，怎么办呢？就是增加国内的收入，提高我们一些产品的价格，因为汇率是两个货币的比价，背后是两个国家商品的比价。提高了国内产品的价格，实际上也是提高了汇率。这一点，我觉得现在应该考虑去做，咱们的收入还低，咱们的资源产品价格还低，咱们服务的价格还低，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提起来呢？当然资源价格低，在提的同时应该想办法通过资源去拿回来，我想如果从调整内部汇率来同时操作的话，那既可以解决内外失衡的问题，也可以使得我们收入增加，内部结构调整加快，我觉得应该这样来考虑。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第二，内外经济结构扭曲和资源配置低效是潜在危机根源，内外失衡和国内结构的失衡是联系在一起的，从98年到04年，中国的制造业年平均增长速度是20％，而服务业的增长率，就是04年调整之后，增长率才9.32％，在GDP中占的比例，04年40.67%，05年降到40.26%，如果和印度这些低收入国家相比，我们要比人家低十多个百分点，说明中国的结构是扭曲的，而贸易顺差不断的扩大，这种失衡状况就是从这里面来的。从现在中国的实际来看，制造业是主要的可贸易品，而服务业主要是不可贸易品。为什么有这个结果呢？至少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制造业部门经历了相对成功的价格所有制等市场化的改革，激励机制在不断的完善，盈利能力和对资源的吸引力在增强。第二，咱们对外贸易和国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使得制造业部门更快的获得市场、技术和管理经验，也增强了它的吸引力。第三，我们对于外向型经济实施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包括汇率低估、税收优惠、贷款倾斜、低地价、低的劳工保护等等，再加上现在咱们的流转税，税制，实际上使得服务部门比制造业承担了更多的科员负担，使得现在的制造业对于经济资源的吸引力，也比服务业要更强。

第四，可能也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现在很多现代化的服务部门，尤其是医疗、教育、环境、金融、通信、交通等等部门市场化的改革严重滞后，而行政性的垄断现象相当严重。不仅是这些部门的内部激励机制得不到改善，降低了对资源的吸引力，而且在严重的行政垄断的保护下，外面的资本和劳动也面临着很高的进入成本，这样就扭曲了这个资源配置，造成了结构扭曲，这才是根本的问题。这是我讲的第二个原因。

第三，被动的流动性过剩推动经济走向危机的边缘。在内外经济失衡的情况下，加上中国经济增长的很快，出口和引资都增长的很快，再加上大量的热钱流入，自然就造成了流动性过剩。过多的流动性不是流向实物投资，造成投资过旺，就是流向资产市场，推动股市和房价过快的上涨。如果说咱们现在在紧缩投资，对于房价的上涨过快咱们也有了警觉，但是咱们的政策不当，是在相反方向用力，上午任总说了政府的宏观调控是在反市场化，在违背价值规律，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在房地产市场上采取的一系列办法，不是宏观调控，而是政府管制。

咱们现在把政府管制和宏观调控搅在一起，所有的问题都是宏观调控，其实宏观调控主要是用宏观政策来调节微观主体的行为，至于微观主体对于宏观政策怎样反应，这是人家的事情，而政府管制是政府直接干预微观主体的行为。你可以看政府管制的结果！一方面增大了主管部门寻租的机会，另一方面房价仍在快速上涨。

最近我接触到一个具体的事例，北京二手房的房价，有62万元买了一套房子，大概一个星期的时间，中介跟他说，我立即给你70万，你给我。大家可以想象，这是怎么样的状况？我们对房价的上涨还有一些警觉，只是说办法不对，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房价上涨两条办法就可以解决。一条办法，政府完全承担起廉租房的建设，就是政府拿钱去解决低收入群众的住房问题，但是现在不是，我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讲呢？2月8日深圳市政府公布了它的政策性住房新政，这个政策性住房新政是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政府要开发商拿出它开发建设房屋的15％，无偿的交给政府，产权也交给政府，开发商出钱出力，无偿交给国土资源局，由国土资源局出租或者是出卖。我想开发商不是傻瓜，也不是菩萨，都是精明过人的商人，如果政府背后没有暗中操作的事情，我想开发商不会接受，如果有，为什么不写在文件里？荒唐的地方就在于这样的东西居然叫做政策性住房新政。如果这样叫政策性住房，那什么都可以变成政策性！如果政府承担起15％、20％低收入人群的住房，价格你就可以控制不让它过快上涨，其他住房的价格也就有了抑制的办法，就像粮价上涨，你储备的粮调节市场一样。

第二个办法，就是开发商自有资本是多少，达不到这个标准就不行，贷款比控制银行行长比直接干预开发商有效的多。如果说房价我们有警觉，那么在股市上我觉得我们普遍没有警觉，大家都是持欢迎和支持的态度，政府也是乐见其涨，去年涨了130％，今年几个月涨了500点，这个涨法涨下去，对中国股市是没有好处的。如果按照现在的结构状况以及现在发展的态势，流动性过剩，确实没有多少应对的良策，而且不可能短期解决，不可能短期内将这个问题变过来，发展下去、积累起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想不能不令人担心。

现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已经受到很大的损害，银行准备金已经10.5％，再加上超额准备，已经相当高，但是你可以想想提高是什么样的结果？27个百分点的升息无疑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流动性的问题。而且我们看，去年央行为了对冲流动性过剩，发了3650亿央票，一方面使央行的资产负债和货币错配进一步严重，现在央行的资产几乎都是外汇资产，而负债几乎都是本币负债，使得中国的债券市场的结构也畸形，现在国债三万亿，企业债才五、六千亿，居然央行的债券三万六千亿，你想想债券市场是什么样的结果？而短期内你要强力改变它，必然是引爆危机。

金融体系的脆弱，使得防范风险和预防危机的能力不足。近几年，中国金融改革有了很大进展，中国的资本项目没有完全的开放，再加上东亚和日本的教训，使我们的情况与之有一些差别，但是金融体系的脆弱，特别是脆弱的银行体系没有什么差别，而且有可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间接融资的主导地位和国有银行的垄断，低利率和高利差政策，去年融资额的82%是间接融资，我们存贷的利差三个百分点，国外只有一个百分点左右。这种低利率和高利差政策，既不利于银行治理，也不利于提高资金效率，经营水平低下和创新力能力不足，加大了风险。

比如说一方面，现在银行通过坏帐剥离、注资、上市等，资产质量有很大的改善，另一方面，银行的资金运用存在巨大的问题，一个是高校贷款，1700多个高校，一个高校就贷十几亿，就是几千亿的贷款，而这些贷款都还不起，现在高校的收费只够付息。广东的新校区，380亿的贷款怎么办？现在的一些高校实际上是债台高筑，有的已经破产了。全国664个城市，每个城市的基础设施投资，政府的财政投入大概只有10％，大部分是土地出让金和用土地抵押贷款融资的。房地产开发的贷款和个人住房按揭的贷款增长也很快，很大一部分也是抵押贷款。

大家想一想这样一些东西，一旦出现问题，现在被看作好资产的，将来都是坏帐，这些问题都应该看到。再如，监管部门监管的问题，现在监管部门提出“宽准入，严监管”的政策，实际上宽准入可以列出很多，最近外资银行的进入就是一从事贸易，但是严监管只是一个口号，不仅如此，任何监管都有漏洞，再加上现行的体制下监管者的寻租和争夺，其效果可想而知。现在一季度的七百三十多亿热钱怎么流进来的，能说清楚吗？东亚的经验、日本的教训引起我们的警觉，但是我们能够利用多少，取决于我们的水平和能力，别以为国有商业银行上市成功和股价飞涨，就是经营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在严重的冲击面前，我不知道银行如何应对和能够有多大的作为？

在经济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内部的突然事件和外部冲击，都有可能使危机发生，所以对于外部冲击，我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现在咱们这种状况，有可能发生经济流程和资金循环的中断，一旦中断问题就非常严重，但是什么时候中断、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生，我想谁都说不清楚。 第三个问题。与东亚和日本不同，不是改变危机的存在，而是危机可能爆发的方式。我们今天确实跟东亚国家有很多不同，比如说他们实施固定汇率，或者盯住汇率的同时实现金融的自由化。

而中国的资本项目还没有完全放开。东亚国家有大量的外债，如韩国，而中国却有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东亚国家的出口能力开始下降，且外汇储备不足，中国的出口能力不减，而且外汇储备充足。当然后面一点，跟日本有一点相似，但是我觉得这不是改变潜在金融危机的存在，而只能决定一旦危机成为现实，中国可能与东亚国家发生危机的方式和情况不同。比如说，如果美国经济出现严重的衰退，而世界经济也严重走低，中国的出口锐减，生产能力大量过剩，国内需求一下子跟不上，就有可能发生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

中国今天的很多问题都被高增长掩盖，一旦经济增长掉下来，是什么结果，不难想象。再比如，国内股市和房地产的价格持续过快上涨，资产泡沫膨胀，一旦破灭，大量抵押贷款都会变成呆坏账，就会影响银行和整个金融系统，有可能发生挤兑等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我讲这些的主要目的，中国潜藏着金融危机的可能，并不意味着危机马上就会爆发。我们应该从各个方面做好应对的准备，千万别被当前的景象蒙蔽了眼睛、冲昏了头脑。我觉得这次会议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