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不了过度消费问题,就不可能真正应对减排

　　记者:目前美国受到的非议最多,你怎么看美国在气候变化中的表现?

　　吉登斯:最近人们都议论说,让美国国会通过气候变化法案非常困难。但我们更应该看到,除去立法程序上的问题,让整个美国以一种有系统、有组织的方式减排,本身就是一项太艰巨的工程。

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廉价能源、廉价信用再加上无限制的郊区扩张的基础上的。怎样扭转这些长久以来形成的习惯,特别在相对短期的时间内?目前,我还看不到有任何政策能应对这个问题。

　　很多人认为,风能、太阳能、热能及其他低碳技术可以取代化石能源。这无疑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但我们如果不能解决过度消费的问题,就不可能在减排方面取得大的进展。大规模地改变整个工业化世界的生活方式才是当务之急。把GDP作为社会福祉的一个衡量标准是大有问题的,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国家找到了一个国民都愿意接受的替代标准。

　　发展中国家应该过更好的生活,但需要创新

　　记者: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又应该怎么做呢?我们还处在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实现发展与减排的平衡?

　　吉登斯:就发展中国家来说,任务同样艰巨,或者可以说,更加艰巨。从本质上来说,发展中国家需要创新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家有权利追求一种与发达国家可比的生活水平。但到了一定程度之后,这些国家就不可能仅仅沿着富国的老路前进,因为气候变化带来的后果将是毁灭性的。

　　在这里,需要很多的创新思维,特别是在社会和政策方面。也许,某些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纽带不应当成为现代化的代价,而可能是另一种通向繁荣的道路。

　　比如说,发展中国家也许可以考虑,保护一些本土民间的社区和生活方式,使之与现代化的通讯手段结合,这样既保证了发展,又可能创造出一条遏制城市过度扩张的新办法。

　　记者:在谈判之后,有没有进一步解决问题的办法?

　　吉登斯:在国际政治层面也需要有很多创新。目前,如果有国家签署了国际协定但并不遵守,国际社会几乎没有应对手段。承诺了目标但实际上又根本达不到的话,承诺还有什么意义?由某个国际实体定期监督进展或许会有帮助,但可以肯定,仅仅靠点名批评这样的道德矮化手段收效不大。很明显,我们必须制定更大规模的惩戒措施。这会是个艰难的任务,但一想到每个国家都在不择手段地保护自己的利益,这样的手段就非常必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