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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有相当多的农村户籍学生,已经进入城市生活、学习并参加高考。若单纯计算农村地区的学生,在一流大学中所占比例会更低。
城乡差距首先体现在中学的教育环境上。2008年,有5918所普通高中位于城市,7526所位于县镇,位于农村的仅有1762所。农村学校的硬件、师资、生源无法与城市同日而语。近年来,自主招生、特长生、保送生等制度拓宽了高校选拔渠道,农村考生却难以从中“分一杯羹”,因为农村学生获得艺术、体育、奥赛等“补偿教育”的机会不多,自招试题的城市化特色和高昂的考试成本,也让很多农村家庭的学生望而却步。
城乡家庭在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上的差异,也加剧了农村学生比重下降的趋势。2008年,我国城市人均年收入是农村的2.55倍,城乡家庭在经济收入上的显著差距,意味着教育投入上的差距。尽管高校资助贫困生的力度不断加大,清华大学等名校都做出“不让一个勤奋有志向的学生因贫困而辍学”的承诺,但在高中和大学阶段不断增加的教育开支,无疑成为农村家庭的沉重负担。
社会学研究表明,家长的文化资本对子女教育也有着巨大的影响。清华大学大一学生小陈的母亲是一名教师。能考入清华,小陈认为母亲功不可没:“中考后,她坚决支持我到省会上重点高中。她说现在的花费、不便都是次要的,关键是进入最好的高中。我高三时,她会通过书店和网络搜集复习资料、了解招生信息。妈妈还一直帮我排解压力,让我在高三也能保持轻松心态。而我的一名初中同学,她的母亲只有小学文化,虽然也很想帮女儿,但她唯一能给女儿提供的,只是顿顿做好吃的。那位同学高三压力很大,却只能跟我交流解压,而这本来应该是家长要做的事。”
我们在贵州支教时发现,那里的孩子对未来怀抱美丽的梦想,他们希望成为律师、记者、科学家。但他们将来也许会面临上好大学更加困难的现实。让人振奋的是,清华大学今年首次在新疆、甘肃等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了自主招生的B计划,在申请条件、考试费用、评价体系上给予农村学生支持,更加重视他们的成长经历、心态志向和学习能力。我们希望,今后类似的举措能够在更广、更深的层面上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公平。
入学名校的省际机会差异显著
“我们河南今年有85.5万考生,考入名校的竞争激烈程度可想而知。”小陈感叹。高校在各省的录取名额以及考生入学机会的巨大差异,也一直是社会热议的焦点问题。
在我国,全国招生的高校在各省都有大致固定的招生名额。由于各省教育水平、考生人数、录取名额不同,考生客观上进入高等院校的机会存在显著的差异。我们提出了各省“入学机会指数”这一概念,来测量和比较同一高校在不同省份招生录取上的差异。入学机会指数的计算公式是:各省入学机会指数=招生比例/考生比例。
经过计算,北京市2007~2010四年的入学机会指数平均为15.97,排在第二位的天津市就落到了3.42。入学机会指数最低的广东省和河南省均为0.45,是北京的1/35。这意味一名北京考生和一名河南考生,即使其他条件完全相同,北京考生进入清华大学的机会是河南考生的35倍。
这几年北京生源减少导致招生计划数有所下降,但入学机会指数却从2007年的14.61升至2010年的18.81,表明每名北京考生考入清华的机会反而增加了。这种高校招生的“本地倾向”并不鲜见。北京大学2010年校本部与医学院3280个招生名额中,北京市的录取计划为635人,占19.36%。西安交大每年在陕西的招生数更占到招生总数的30%左右。
入学机会指数可以反映出考生进入某大学机会的大小。指数大于1的省市,说明考生进入该高校的机会大于全国平均水平,可以被称为“超代表考区”,该区考生是高考机会的受益者;指数等于1的被称为“正常代表考区”;而指数小于1的省市则被称为 “欠代表考区”,这里的考生可以视为高考机会的受损者。
通过对清华大学2007~2010年招生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除北京外,成为“超代表考区”的还包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福建、青海、宁夏、海南等九个考区。
属于“正常代表考区”的有山西、内蒙古、浙江、湖北、湖南、西藏、陕西、重庆八个考区。
属于“欠代表考区”的有河北、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甘肃、新疆十三个考区。
入学机会指数可以和各省录取分数线结合起来分析:
分数线与机会指数都比较高的省份有黑龙江、吉林、辽宁、重庆、内蒙古、陕西;
分数线低而机会指数较高的省份有北京、青海、宁夏、西藏;
分数线高而机会指数低的省份有山东、河南、河北、浙江、广东、安徽;
分数线和机会指数均低的省份有新疆、贵州、甘肃、云南、江西、四川。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高校招生中的省际差异,主要表现在不同的录取名额、机会指数及分数线上。这其中有历史因素,也受到地区经济、教育水平和相关政策的影响。其实,教育公平存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形式公平和区域均衡发展的实质公平两个方面。在当前发展程度下,一味采用全国统一分数线的方式追求形式公平,也许并不符合实际,促进区域间经济、教育的均衡发展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教育是国之大计,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促进社会流动、增进社会公平。正如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委员会会长苏海南所言:“我们应当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向上流动的社会环境和氛围,让所有人都能够怀有一个‘中国梦’,即只要是中国公民,只要努力向上,不论是偏远地区农民的子女还是城市居民的子女,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和上升的空间,都可以凭借自身的才华和拼搏,改变命运。”这也是我们这些清华新生进行这项研究的最终愿望。
(作者均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零字班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