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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教育蓝皮书披露,2009年,重庆市共有6.5万人获得高考加分,占全市考生总人数的近30%。2010年,重庆市除去约有1.3万名考生获得少数民族加分政策外,还有两万多名考生通过五花八门的项目获得加分。
此外,教育蓝皮书的编写者通过调查还发现,高考加分人数正向经济发达地区、权贵家庭与少数学校、项目集聚。
教育蓝皮书以浙江省内航模普及赛加分事件为例,认为这一加分项目充分展示了“项目决定参与人群”的特点。航模比赛要拿成绩,自身技能不是很重要,器材的性能、遥控器的好坏才是决定因素。有钱人买进口的,经济条件差的买国产的,国产航模肯定赛不过进口航模。从事这些项目,需要在全国各地跑来跑去,一般家庭负担不起这笔费用。
在2010年引起一波又一波热议的学术造假事件,此次也被教育蓝皮书收录为久经“发酵”的教育热点问题。
反观2010年,学术环境恶化的事件持续不断。
2010年3月,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揭露清华大学某教授成名作涉嫌抄袭,迅速成为社会公共事件。
7月,有“打工皇帝”之称的唐骏被曝学历造假。
9月,华中科技大学公布对307名“超学时”的硕士生和博士生进行退学处理。进一步的信息显示,在华中科技大学清退的学生中,半数以上属于定向生、委培生,相当一部分是企业高管和政府部门官员。
教育难题背后存利益博弈
学前教育短缺、高考加分乱象、学术环境恶化,这些问题何以成为久被热议的教育热点、难点?
对此,教育蓝皮书认为,当前尚未得到有效治理的突出教育问题,例如,激烈的择校竞争、学术道德和环境以及高考制度、学前教育等等,涉及两类问题:一是政府部门如何履行职责,扩大公共服务,并建立在市场环境下扩大供给、满足需求的新机制,典型的如学前教育、民办教育等问题；二是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利益调整,打破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保障教育公平,建立新的利益格局,典型的如治理教育乱收费、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等问题。
在谈及学前教育“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时,杨东平说,学前教育的短缺直接受到20世纪90年代“教育产业化”、“幼儿教育市场化”思潮的影响,凸显了政府治理改革的重要性。
冯晓霞认为,一些地方将公办幼儿园“推向市场”,只保留少数作为“示范园”,少量学前教育经费主要投向这些“示范园”；一些地方将放开市场视同为放弃政府部门的服务和监管责任,将幼儿园用房任由房地产开发商操纵,或者当做“招商引资”项目交给商业化极强的教育公司,完全模糊了教育与企业、商业的界限；有些地方虽将幼儿园的举办权收归政府统一招标,但一些官员的亲属和各种关系人纷纷将其作为一种高回报而无风险的商业或企业投资。同时,有关部门对民办幼儿园缺乏质量监控、账目公开、资产和资金监管的要求。
杨东平进一步分析说,在解决学前教育资源短缺的问题上,政府有关部门的恰当定位既不是卸责,也不是包揽,而是应改善公共服务,通过财政等各种政策工具的“主导”,建立起在市场环境下政府主导、公办民办并举、公私合作的新体制,从而满足公众的基本需求和多样化的不同需求。
而对于一直让社会各界反感的高考加分乱象,教育蓝皮书认为,其中有利益集团作梗的现象。
教育蓝皮书分析称,在各类高考加分乱象中,除了权势介入、“潜规则”横行外,行政不作为、乱作为也导致高考加分现象愈演愈烈。此外,部门利益也让加分项目难“瘦身”。虽然舆论一直认为高考加分是权力金钱交易的平台,但在某种意义上,它已经成为某些政府部门利益博弈的平台……每项加分政策都代表了某个部门的利益、某个资格审批部门的利益。如果说没有教育部门的利益那不确切,但教育部门在其中只是一部分。
教育蓝皮书在对学术环境恶化、造假频出现象分析时认为,在高校在职读硕士和博士的官员非常多,原本为照顾国企技术骨干而制定的研究生单考政策,已成为官员和企业高管获取文凭的渠道。官员读博背后则是“权学交易”的利益关系,学校通过这一渠道可以获得更多的经费、项目资源。
教育改革关键在如何“落地”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正式颁布,确定了促进教育科学发展、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方针和目标。不少群众认为,这一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有望解决目前存在的教育难题。
“这次教育规划的制定过程采取问计于民、问政于民的开放决策方式,在制定过程中先后两次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在中央文件的制定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本次教育规划纲要突出的特点。”杨东平说。
教育蓝皮书对教育规划纲要分析认为,如何将这些改革发展任务落到实处、改革政策如何“落地”?这成为新教改最为急迫的命题,成为下一阶段新教改的聚焦点。
“为此,需要探讨教育改革的动力机制。其中之一是认识地方教育制度创新的重要价值……此前地方政府的教育竞争主要是在升学率、规模、速度等‘教育GDP’上,将这一竞争转移到科学发展观的新视野中,其后果就会是积极和正面的。”杨东平说。
教育蓝皮书认为,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着手教育制度创新,其中不乏一些有力的举措。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围绕教育民生,破解突出的教育难点问题,例如,辽宁省盘锦市采取多项措施推进教育公平,成为另一个“没有择校的城市”。
一些地方政府转变职能,形成新的教育治理模式,在政府转型方面出现了一批具有示范性的重要案例,例如,上海市浦东区教委探索民办教育分类管理,建设非营利民办学校制度。
据教育蓝皮书披露,随着教育制度创新的范围越来越广,在大教育的视野中开展社区教育、终身教育方面的探索逐渐增多。随着创新主题的层级逐渐提高,省级层面的教育创新案例也在增多,例如,山东省严格规范基础教育秩序,依法行政、依法治教,构建了省域范围内实施素质教育的良好环境,并实行基础教育行政问责制。同时,创新主体也从教育行政部门扩大到了地方政府和党委,例如,重庆市政府改革公共财政,确保教育优先发展,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已经达到了4.1%。
《法制日报》记者从教育蓝皮书编写人员处了解到,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出台后,各地也在纷纷制定地方版的教育发展规划纲要。按照此前统一部署,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制定时,北京、上海、辽宁、江苏、河南、湖南、广东、重庆、新疆9个省区市也同步开展了地方版教育发展规划纲要的制定。其中,在北京版的教育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了一些新的改革举措,比如“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民办幼儿园提供优质平价服务”、“制定和完善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本市高中阶段教育的办法”等。
“可以预见,随着各地教育改革试点项目的开展,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将进入一个新的活跃期。”杨东平说。本报记者杜晓 本报实习生谷艳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