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中国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则倾向于结构性失业的说法。

“目前我国大学生就业难或者是就业方面的问题，我感觉其中有结构性的因素。就目前的数据来讲，中国的大学生占就业人口的比例并不是最高的，我们大学生人数占总人口的8%、9%，今后可能会是20%、30%，但发达国家最高达到50%，所以说中国大学生并不是最多。但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大学生就业难、就业失调，其中原因在于结构性失调，比如第三产业、服务产业、创意产业不发达，与此有很大的关系。”王耀辉说。

解决“漂族”就业需长效机制

“严峻的就业形势使得我们面临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建立解决毕业生就业的长效机制。”任占忠说。

有不少业内人士指出，“漂族”或者“蚁族”现象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如何更好地保障这部分人的权益，政府责无旁贷。

“今天我们谈大学生就业，我觉得应该把它放在更高的高度看待它。”袁本涛说，这些“漂族”都是来自于农村，来自于农民工家庭，来自于社会弱势人群，对整个社会的稳定性会带来很大的问题。所以应该从更高的高度看今天的大学生就业，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就业问题，而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政府要负什么责任、社会应该承担什么责任，以及学校应该如何转变教学服务，我觉得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姚俊认为，从政府层次来说，国家应该为弱势大学生的就业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应进一步规范大学收费，控制教育成本上涨，从源头上减轻来自困难家庭大学生经济负担；从政策上鼓励商业银行对贫困大学生发放国家助学贷款，增加贫困大学生奖学金、助学金的财政支持力度，同时力求不同高校之间在政策支持上体现公平性，通过这些措施最大限度地为贫困大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从而在根本上增加他们的就业竞争力；同时，国家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降低贫困生就业成本，在其直接控制的就业岗位上为贫困大学生就业提供公平的就业机会。　本报记者杜晓本报见习记者 任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