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出资的科研项目拿不出成果，就交不了差；

国家拨付经费的科研项目，却很少有人去追究其产业转化率是多少

本报记者 李剑平

在日前举行的2009年宁波大学校长与企业家论坛上，与会的大学校长照着讲稿，宣读着自己学校所取得的一连串科研成果和发表论文的数量，代表们听得昏昏欲睡。当浙江沁园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叶建荣走上发言席时，他的几句话让大家一下子振奋了起来。

叶建荣的开场白就是：“我的观点比较尖锐，大学校长最不愿意听。”他的发言几乎是与大学校长针锋相对。他说：“目前，高校科研项目与企业需求相距甚远。这座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非打破不可。”

叶建荣举例说，5年前，有一个大学教授建议沁园集团上马一个家庭洁净水工程系统，他们听后非常振奋，立即送给对方一个万元大礼包。企业后来收购了一家公司生产相应产品，次年大规模上市，销售量一直上涨。

今年5月，企业又把这位教授请到企业“支招”，没想到他的报告与5年前如出一辙，企业工程师听后直摇头，认为按照教授的提议去做，必然落后于市场。

说到这儿，叶建荣提高嗓门告诉大家：“企业在前进，大学没有跟进，就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论坛主持人介绍的一组数字也和大学校长们列举的科研成绩唱了反调，而是印证了叶建荣的观点。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平均仅为20%，实现产业化的不足5%，专利技术的交易率也只有5%，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一切围绕经费申请与发表论文转”

国内高校的科研成果转化率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尽管有关方面也一直在想方设法加强产学研合作，但是成效不明显。对此，一些企业界人士认为，原因就在于高校的科研机制还深深地烙有计划经济时代的印迹——研发与产业脱钩，科技成果转化率与绩效无关。叶建荣说：“一切围绕经费申请与发表论文转。”

华东理工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主任张武平的切身体会是，“如果没有写出论文的话，即便产生几千万元经济效益的科研项目，也只会被认为只有应用水平，不具备理论高度，不是一个好的科研项目。”下一个年度申请科研项目经费时就不具有核心竞争力。

眼下正在考察研究“金砖四国”科技创新体系的中国科学院政策所专家张洪石说：“当前，中国高校的科研导向扭曲，甚至在国家拨付项目经费的‘温室’中‘自娱自乐’。搞科研项目都是为了出SCI论文，有了论文就评教授，评上教授就是人才。国家给高校的科研经费，80%左右投向了应用科学项目。但在申请项目时，第一考量的是发表论文数，因为SCI论文发表越多，表示你的研究水平就越高。”

教育部科技司的统计数据也证实了这种现象的存在。该司副司长陈盈晖说：“高等院校用占全国16%的研发人力，不到10%的研发经费，产出了全国三分之二的国际论文。”

张洪石在做一个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时发现，某班两名博士毕业后，一个在北京某著名大学工作，每年可发SCI论文七八篇，但应用技术专利少得可怜；另一个去了某工科大学的博士恰恰相反，每年有六七项应用技术专利诞生，但鲜有SCI论文发表。

据研究分析，问题就出在科研经费投资主体与评价目标上。上述第二名博士所在高校的科研项目除纵向有国家经费投入外，大部分经费来自军工集团或项目的横向投资。中科院这位专家举例说，如飞机、卫星材料科研项目验收时，根本不会考虑你发表多少论文，而在于这种材料做成的产品能不能上天。 “上不了天，发表多少论文都是纸上谈兵，难以蒙骗过关”。

“80%的科研经费都被‘玩儿完’了”

“现在大学教师最不愿意承接企业投资的科研项目，10个科研人员难有一个。”张洪石介绍，因为企业出资的科研项目拿不出成果，就交不了差。“可国家拨付经费的科研项目就不一样，很少有人去追究科研项目的产业转化率是多少。有的科研项目拿到几十万元经费后，就干脆直接发几篇论文，‘空对空’过关，大家知道项目评审要么是给钱‘走过场’，要么是圈内人士‘自娱自乐’。今年OK了，明年包装一下项目大家再相聚。”

“80%的科研经费都被‘玩儿完’了。”中科院政策所这位专家说。

浙江振亚投股集团总经理沈国锋表示：“80%的科研经费被‘玩儿完’这句话一点都不为过。”他就碰到不少大学里的“江湖”教授。他们把一些还是理论层面或实验室技术状态的项目，拿来找企业联合申报国家与地方政府的科研经费或补贴。这是不少大学教授致富的一种途径。实际上，这些科研项目离中试与产业化阶段还非常远，但他们的各种理论与数据资料十分全面与系统。

同一个项目在好几个省市同时得到经费资助

据沈国锋透露，在不同省、市与企业联合申报项目获取国家科研经费，也是高校包装科研项目的一种策略。因为现在国家大力鼓励自主创新与产学研合作，从国家到省、市、县级政府都有大量的科研项目与配套经费，比如大学一个评审验收的技术成果，在杭州是填补市内空白，但到了苏州也同样属市内首创，就可以顺理成章拿到不同地方政府的科研经费。

由于地方政府科研项目评审信息缺乏共享，他就遇见过一个在江苏省获科研经费资助的项目，到了浙江省同样获得国家经费补助。不少大学教授就钻这个政策空子，“‘玩’科研经费的游戏”。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科研经费被一些利益关系人当做一种潜在的资源进行运作。握有科研经费审批权的人，授意高校、企业今年哪几个项目可以报，能拿到钱，然后从中共享利益。“把国家科研经费老是拨给自己的‘关系户’，那些真正需要得到经费资助的企业或项目却难以受惠于此。”这位浙江企业老总说。

以科技部公布的2009年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973”计划)名单为例，公众所能发现的信息只有项目名称、作者单位与拟安排经费预算数额，更多的信息无从查找。社会各界难以监督。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钱锋建议，“大学确实要反思这些问题，政府主管部门更应考虑解决问题。”

张洪石表示，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困扰我国高校科研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投资体系与评价指标不变革的话，将“涛声依旧”。他与叶建荣不约而同地建议，国家除了对高校基础研究项目直接拨付经费外，对应用科技项目可以走市场化道路，由项目业主单位或客户企业投钱，国家给予企业相应投资额的免税支持。因为企业奉行的是“谁投资，谁当老板，谁说了算”，“高校那些‘忽悠人’的科研项目就难以再去忽悠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