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1月初，新华社播发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署名文章，这是文中的一句话。

此言一出，激起了无数人心中的涟漪。

华南师范大学人才测评与考试研究所所长张敏强说，10年前他已在中山大学做过不完全的调查，“当时城市大学生已占90%，现在估计只会更多。”

“从儿子读高中起，我就要借贷付学费了，大学……”广东德庆县马圩镇荣村的村干部老戴感叹。　现实远不止此。当了18年中学教师的杨明伟说，在他执教的县一级中学里，每年只有25%的初中生会选择上重点高中考大学，而18年前这个比例是60%。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议题。”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郑梓桢表示，但在广东社科课题研究中处于“未完成”状态。连日来，本报记者着手开展了目前农村生源在高校中所占比重的深入调查，以求探询每年挤入高校大门的千军万马中，农村孩子的脚步为何逐渐迟疑。

“很多人说，粤北粤西等地区的中学就是珠三角的师资培训地，一冒尖就往外跑。”

“本来经济社会发展了，农民收入逐步提高了，农村孩子上学的机会多了，但是他们上高职、上大学的比重却下降了。”在广东，总理的这句话到底是否符合实情？

无论今昔，孩子们都从自家起步。未作刻意筛选，上周本报记者着手调查的是粤西一条最普通不过的村庄。

儿子刚读上高中

老爸就开始借贷

德庆县马圩镇，隐藏在一条省级公路的旁边。时值砂糖橘的抢收季节，路旁杂乱地拥挤着一个又一个临时的交易帐篷。昏暗的光线里，布满了为这些果实忙乱不堪却心情烦躁的当地各村农民，他们希冀着在迎春年果市场做最后一搏。学校早已放假，各家各户赋闲在家的孩子们被大人们带领着，也投入了这场生死攸关的“战斗”。

但是繁忙并不意味着丰收，“一窝蜂”的种植没有带来良好的经济收益。交易市场内外，到处倾泻着因为来不及出售而腐烂的橘子堆。在距离镇政府不到5公里的荣村，村委会副主任戴兆楷一脸灰暗，“我种了十几亩橘子，辛辛苦苦一年，现在算算，卖掉这些橘子还要亏十多万元。”

老戴的宝贝儿子去年考上了县城最好的中学香山中学。“450人考中了90人，我儿子排30名。”言语之间他颇感自豪，并早早已经打探清楚，这所中学的学生每年能考到大专以上院校的比例是1/2左右。

按照老戴儿子的成绩来看，考上大学并不难，然而能不能上却似乎是另一回事。“不瞒你说，我虽然是个村干部，一个月的工资也就300元，这个钱连儿子在县城中学读高中一个月的伙食费都不够。”老戴儿子在香山中学的学费是每个学期1050元，“我们靠借贷交上的”。

但他表示，荣村在德庆还不是最穷的村，“也就中等水平左右”。“每个村民每年的收入不到4000元，连吃饭都很紧张，孩子上大学不借钱是不可能的了。”由于没有太多可供创收的环境条件，目前该村的村民主要靠务农为生，几年前风光的砂糖橘种植现在已成了“鸡肋”，各地一哄而上造成了恶性竞争，“现在我们批发价格才0.8元一斤，成本都收不回来。”整个村子去年最大的一笔集体收入来于租地，仅9000元。

“供不起，这是最实际的原因，有钱谁不想供大学生，但是有实际困难啊。”老戴并不承认村里这些年考上大学的孩子数量比过去减少，“因为社会进步，孩子们的素质比过去有所提高，这些年村里每年都有两三个考上重点本科。但是能不能读上，客观困难还是存在，我一个亲戚的孩子，单亲，去年考上了也没法读，先打工，后当兵去了。这在农村很正常。”

两年前，在教育部主办的“高校可持续发管理论坛”上，专家们提出“一个农民13年纯收入才能供得起一个大学生4年花费”，如今依然是这样。

老戴说，儿子的争气多少给了他很强大的精神支撑。在儿子就读的马圩镇中学里，招收的是全镇各个村办小学自然升读的孩子，“9年义务教育阶段，初中是全升的”。每一年，这所中学招收的初中生有450人左右，“毕业时其中70%以上会出去打工，大约30%会上高中。”具体到老戴儿子这一届，考上县高中的一共90人左右，其余的360多名孩子全部分流。

“我们村只能算中等状况。”老戴一再强调这一点。在马圩镇另一个村诰赠村的思落小组，村民大约有350人。在邻镇官圩镇沙旁中学任教的教师梁永波分外留意村民的状况。对于大学生有没有逐渐减少这个话题，他格外有兴趣。

“上个世纪90年代，那时大学生就业还比较吃香，村里都使劲培养大学生，才几百人的村民小组每年都有七八个大学生冒出来，最厉害的出国留学去了。”梁永波回忆，那是村里历史上最辉煌的几年。“但是从2003年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没怎么听到有大学生出来了，我只听说2006年有一个考上了广东商学院。”

“主要是出路不好。”梁永波认为，“这几年村里每年都有五六个孩子初中毕业，其中有三四个选择读技校，有两三个被家里安排去种水果，基本上没有孩子会选择读高中，不读高中，自然就不可能读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