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国放

中国政府对中国企业和人员面临的海外安全风险和领事保护问题越来越重视，机制逐步健全，措施也很到位，“以人为本”在中国外交政策中已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尽管如此，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涉中国公民领事保护案件还会增加。首先是恐怖主义袭击已经成为人类在本世纪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其次，我们有些公司对风险评估和防范工作抓得不到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第三，我们公民在境外普遍持现金，不了解当地的法律法规、风俗习惯，自我保护意识差，这也是导致案件增多的原因。当然还有其他一些难以预测的因素。今天请各位谈谈自己所在单位在国外的一些领事保护或者安全方面的问题、处理的经过和经验、以及今后如何进一步完善这方面的工作。

传统和非传统：两种类型的风险

魏 苇(外交部领事司司长)

首先介绍一下我们海外安全的基本形势。

目前，我国出国的人数每年净增长500万到600万人次。2007年，我国出境人数是4093万人次，比2006年增长了18.6%。近几年基本每年都是两位数的增长率。今年预计全年出境人数将达到5000万人次。

从领事保护的角度来讲，“走出去”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领事保护的对象，所以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我们的海外安全主要面临着两个类型的风险。一是传统的风险——战乱、政局动荡、社会治安、事故、还有自然灾害，二是非传统的风险——包括利益冲突、恐怖袭击、绑架等。近年来，我们所面临的非传统的安全因素越来越突出，风险也越来越大。

具体来讲，我们在海外面临几种比较突出的安全风险：

第一类是地区热点问题。主要发生在一些亚非发展中国家，如非洲、南亚、中东的一些国家，当地的战乱会波及我们的人员安全。这些国家局势不稳，战乱、爆炸、枪击等事件频发。一些国家长期存在反政府武装，当地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之间的谈判结果都会影响到我们的企业是否能继续生存。

第二类是恐怖袭击。近几年，恐怖袭击对我们海外工作人员的威胁越来越大。以2007年为例，当年发生了18起针对我们的绑架案。主要是在非洲、南亚和中东地区。性质却各有不同：有的纯粹是政治，有的就是要钱，还有的是敲诈勒索，不属于部族或者派别之间的绑架，而是中国人之间的绑票。

第三类是社会治安带来的安全风险。如刚才提到的非洲、南亚和中东的一些国家，社会治安随着经济恶化而恶化。我们的公司被抢、被伤害的非常多。在有些国家，一般的中资公司都被抢过，有的公司甚至被抢过两次以上。南非，特别是约翰内斯堡地区，是高发案区，也是我们华人最集中的地方。还有尼日利亚的南部地区，巴基斯坦的卡拉奇，都是风险非常高的地区。即使在澳大利亚这样发达的国家，也发生过一些非常严重的刑事案件。去年，我们的一个女留学生，在深夜下班回家的路上被跟踪杀害。今年另一位中国公民被当地七名青年抢劫围殴，最后丧生。另外，在俄罗斯、独联体国家和东欧地区，“光头党”非常猖獗，我们在该地区的人员，经常受到袭击。

第四类是我们企业的中方人员跟当地人的利益发生冲突，导致人身伤害。如有一家在拉美的企业，当地雇员认为工资待遇太低而罢工，与我们厂方发生了比较强烈的对立。今年在东非某国的援建项目，也开始产生劳务纠纷。一家在东南亚投资的企业最近受到当地2000多人的围攻，九人受伤。在中亚某国，我们路桥公司的员工，在外出期间也遭到当地民众的围殴。

第五类就是一些国家的执法部门自身有问题，比较腐败。在东欧、非洲一些国家的海关、移民局等部门贪腐现象较多，对我们的一些企业和人员递交的居留、营业执照、报关申请等重视不够，把正常渠道堵死，人为设置了障碍，逼迫他们走非正常渠道，甚至对他们进行敲诈。

最后就是自然灾害、交通事故等。包括最近缅甸的热带风暴、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2005年美国的“卡特里娜”飓风等，都使我们在那里的中资公司和人员受到很大影响。

一半事件由中方人员的不当行为引起

魏 苇

我们的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突出问题有哪些？

一是我们企业和人员由于法制意识不强，对依法办事重视不够而产生的非法务工经商(如持旅游签证工作)、虚假报关、偷漏税或者是恶性竞争等，从而引起当地执法部门的查扣和当地民众的抗议。

我们有过一个大致的统计，所有的领保案件(一年约三万起)中，大概有一半是由于中方人员的不当行为而引起的。如果我们能够减少自身的问题，至少会减少一半受伤害的几率。当然有些问题的产生也源于当地的土壤，譬如腐败问题在一些国家非常严重。有的是堵住正常的渠道，故意制造一个非法渠道，然后从中收钱。比如办签证或什么手续，正常的程序很简单，也不需要什么门槛，但办事员就是不给你办，最后逼着你花钱找他，他再给你办，最后引起矛盾摩擦。“灰色清关”也是这样，虽然有当地有关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们方面也存在偷税漏税，最后引起了对方每年定期或不定期地大规模查抄。最严重的时候影响了两国关系。再比如在西非一些国家，我们的商户经营方式存在多种问题，把当地的商业和制造业冲击得非常严重，引起当地民众的强烈反应，甚至发生大规模的群体性上街抗议，跟我们中方企业和人员形成比较尖锐的对立。

二是我们的企业的人员违反当地的习俗或者进行违法活动，引起当地人的强烈反感。比如在一些阿拉伯国家，我们的一些人员从事有伤风化的活动。最近一个从海湾国家回来的同事跟我讲，当地几起绑架案件都是绑架的我们从事这些活动的人员。再如我们的外派人员在东欧某地召妓，经媒体渲染影响了我企业和人员的声誉。又如我们的人员在非洲等地购买严禁的象牙制品被捕，经当地媒体曝光后，引起当地人的不满，发生了一些冲突。还有我一些企业将国内的一些不良做法带到国外，遇到麻烦的时候，只走上层路线，“塞钱”办事，引发恶性循环，也引起当地民众反感。

三是劳务纠纷。我企业招募国内大量劳务人员出境，因各种原因(招工宣传不实、工资不透明、美元贬值、中介费用过高等)导致劳务纠纷越来越多，引发我外派劳工群体性怠工、罢工、游行、与所在国军警对峙、在政府部门前示威，甚至冲闯和非法占据我驻外外交和领事机构。这严重损害了我国家、企业和公民形象，对他们在当地的长期发展很不利。

四是有的企业没有妥善把握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可相互转化的关系，不尊重当地雇员权益和风俗习惯，不顾及当地利益集团感受，不回馈社会。比如在南亚的一些绑架案中就是这样。当地部族长老会是非常复杂的，每一个“山头”有一帮人，修条路要经过的“山头”都要打点到。说是有政治原因，实际上还是钱的因素在背后。在西非的一个中资企业，也是因为跟当地的社团关系没有搞好，被当地人投毒，造成一人死亡、30人受伤。

对国外安全环境的复杂性要有充分认识

魏 苇

目前来看，我们一些大型的国企，在海外都相当有经验，在安全方面有一整套非常严格而且国际化的防范措施。比如我们在南亚有一个项目，当地的保安人员跟我们工人的比例高达5比1到6比1。也有些企业机制上比较健全，比如给员工都买了保险，加入了SOS组织，海外人员受伤，能够积极利用国际企业、跨国集团这种方式来处理，跟国际非常接轨。但是我们一般的企业和零散商户，在海外还有很多的问题。

安全对策的第一点就是希望要加强教育，对国外安全环境的复杂性要有充分的认识和各方面的准备。我们有些企业往往出国的第一个项目就遭受了恐怖袭击，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就被打了。这就是没有准备，思想上，各方面都没有准备，一脚就踩到泥坑里去了，被打了还不知道谁打的。国内外环境不同，社会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法律环境、安全禁忌等都存在差异，所以一定要了解所去国家是什么情况、跟中国的差异在什么地方，一定要了解当地的一些禁忌。所以要树立风险意识，减少“走出去”的盲目性。

第二点就是要遵纪守法，尊重当地人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传统，跟当地社会和谐共处。一定要认识到，除了自己赚钱，大家也都应该有好处，对当地社会要有回馈。我们有的大型国企做得很好，帮着当地修路、打井、建学校、盖医院等，积极融入当地社会。但是有的中资企业去了之后，按照中国人的生活习惯，把当地的野生动物(有些动物是当地人比较珍视的，或者是比较尊重的)都吃了，招致当地人的极端反感。

第三点就是要履行责任，切实承担起对自己员工涉外安全的责任，把安全风险列入成本核算。不能搞“赚钱归自己，出事找国家”。企业要认真做好教育、培训和管理工作。我们的企业和出国人员可以充分利用多种途径加强自身应该承担责任和义务的理解。我们外交部网站就分别设有“出国特别提醒”、“走出国门注意事项”、“中国领事保护协助指南”等栏目和其他各类安全信息，供大家阅读参考。

第四点是及时到驻外使领馆登记。为准确掌握我人员信息，便利处理突发安全事件，建议海外企业和人员及时到所在地我驻外使领馆进行登记。现在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都在这样做。有些国家的公民在领取护照时必须留下本人手机号码，换手机号码时也必须告知使领馆方面。在出现问题的时候，使领馆会按照所留下的手机号码去寻找。出国期间，会给你发安全信息，也希望你能给它发信息，让使领馆知道公民在外是什么状态。我们现在还做不到这一点，只能是自愿的，法律上还没有强制性进行侨民登记的依据。但我们的公民往往不愿意去登记，而一旦出了问题，就会冒出一堆人来向你寻求帮助。我记得在黎巴嫩撤侨的时候，我们估计三批差不多了，但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就冒出了第四批、第五批、第六批。使馆说多少年都不知道有这么一批人，最后炮打得太急了，实在呆不下去了，这些人才自己冒头了。如果不是撤侨，大概这些人永远都会潜在水下吧。

第五点就是希望多管齐下，进一步治理劳务纠纷。境外劳务纠纷非常复杂，一方面我们希望我们的企业和人员走出去，但是走出去之后又会造成这样那样的问题。我觉得有点像“公牛闯入了瓷器店”，出去了以后不管不顾地，在国外就按照中国那一套来，结果弄得烽烟四起。境外的劳务纠纷，有些是境内的一些管理上的问题没有理顺而在国外爆发，还是国内问题的一个延伸。所以我们处理上也基本上是在国外平息、控制，然后送回国内再去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