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的留学，更多的是公派留学，是一种不充分竞争下的、无奈的精英留学；而今天的留学，变成了全民留学、大众留学，人们有选择的自主留学

1979年，文革后的中国第一次派出50位年轻人去美国做访问学者。他们首先统一去了位于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到了那边之后，他们开始给各个大学写申请信。

然而，登陆美国的这一批留学生，还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跟美国的大学联系；甚至对方回复的信件他们也看不懂——当时两个分别来自上海生化所和北大的生物学老师，对分子生物学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

25年之后的2004年，统计数据显示，改革后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的总数已近82万，回国总数近20万。有人评价说，这一代华人留学生和海归学者对中国所做的最重要贡献，一是打破了思想禁锢；二是改变了中国和中国人在国际上的形象；第三才是带动了大陆科学技术的发展。

这一评价显著有别于当年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人中，那21位早期的留学人员。

饶毅：感谢新政策

允许普通百姓自由出国留学开始于1985年。而今年刚从美国西北大学回国就任北大生命科学院院长的饶毅，有幸最早享受到了这一政策。他在自己办公室为我们讲述了他当年出国的故事，以及当时中国的“留学环境”：“上世纪70年代末期，《大众电影》的封底出现了《灰姑娘》的画面，舆论大哗，认为这是黄色的；电影中第一次出现接吻，也被看成是不得了的事情；而文革中，如果你把学术论文寄给国外的学术期刊，就有可能被打成‘里通外国’。”

“出国留学”的思想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当邓小平提出要送一部分人出去留学时，反对者依然不少；此后出国政策一步步放开，每一步都受到重重阻挠。

一开始是不允许自费出国的，只能是公派，后来开始允许有海外关系的那些学生出去。

饶毅在美国碰到过一个比他早几年出去的女留学生，她是通过考试获得公派出国机会的，可能是改革后第一个在斯坦福拿到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她说，当她当年拿到出国通知时都不敢相信是真的，去问邓子方(邓小平的儿子，改革后最早公派出国的留学生之一)：“我们真的能出国去留学了？”

饶毅1978～1983年在江西医学院就读大学，1983～1985年在上海第一医学院读研究生。“我父亲在1982～1984年去过美国，对我了解申请程序有所帮助。”1984年，饶毅开始申请。“当时还需要海外背景，我有亲戚在美国，所以是有审批条件的。现在，只要拿到了美国方面的奖学金，去公安局办护照是很容易的事情。但那时还不行，还要去很多地方申请，需要从自己单位开始层层审批，走一系列很困难的程序。当我拿到美国方面的通知时，政策刚好下来：不需要审批了，允许自由地自费出国留学。”

当时饶毅他们这一批学生都很感激政府：没有这一政策改变，很多人将完全是另一种命运。不过新政策下来之后，一般学生再开始申请，大多数要到1986年才能出去。“1985年享受到不通过审批就办理出国手续的学生显然很少，应该也就是几个人吧，我成为这批留学生中的一位。”

精英层的自觉

出国前，饶毅阅读了大量文献——那个年代，30～50岁的人大多数英文不好，他们读文献是比较困难的。“但我的导师张安中教授英文很好，她是著名药理学家张昌绍教授的长女。她有一个女儿大家都熟悉，就是著名电影演员陈冲，当时可就是一个大明星。”饶毅说，导师给了他很好的帮助。

饶毅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一个同寝朋友鲁白(现在也是著名的生物学家)，他们两个人在学生里面办起了一个文献阅读会，饶毅把分子生物学的知识用在神经生物学，介绍给大家；而鲁白是研究记忆问题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新兴学术方向，大家取长补短，相互交流。

在大量阅读文献的基础上，饶毅选择了分子神经生物学这个方向，因为他很清楚地认识到了其未来的前景；并且，他也很明确，必须出国深造。“那时，对于自然科学的这些领域，要取得成就是必须出国去留学的，国内外差距太大了。”

申请进入正式程序，饶毅开始找人给自己写推荐信。“那时有一批美国科学院院士来中国访问，其中有一个，是斯坦福大学做药理研究的教授A. Goldstein，是我的导师接待的。我就问他，你可不可以帮我写推荐信，他答应了。另一个，也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圣迭哥加州大学神经生物学家T. Bullock教授，则是来访时我自己去找他的，他也答应了给我写推荐信。最后一个给我写推荐信的是冯德培先生，当时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同时是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他是一个崖岸高峻的人，做学问做得很好。我不敢直接去找他，我的老师张安中把我推荐给冯德培先生认识，他后来也答应了给我写推荐信。”

饶毅自己都为此感到骄傲：能够找到三个美国科学院院士写推荐信的留学生，到现在估计也不多见，或许已经成为一个纪录。

1985年，饶毅被哈佛大学、旧金山加州大学、圣迭哥加州大学、爱因斯坦医学院等四所学校同时录取为研究生。饶毅最终选择了旧金山加州大学。“现在的学生，在选择学校的时候，只是去网站上看一下排名，就做决定，这是不可取的，必须充分了解你自己所在专业的情况。比如耶鲁，排名很靠前，但它主要是社会人文学科强，理工科要弱很多。”

徐小平：出国理由的困惑

尽管没有像饶毅一样成为全球生物学界知名的科学家，但现在新东方任职副校长的徐小平，在中国大众中的知名度或许并不比饶毅差。

“我是1987年的最后一天出国的。1983年，我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当时已经有了出国留学的意识。中央音乐学院有很多公派留学生，我们其实也想去，于是开始跟一些朋友商量要不要出国。”

徐小平说，当时他们对国内的工作和发展还充满理想和激情，期待着“未来的召唤”。“我们讨论的是：出国会不会损失我们将来为社会做贡献的机会，而不是像现在一样更多考虑自己的创业机会。”而那时，学生毕业后可以选择的道路显然没有现在这么多，“当时北外有一个同学，毕业的时候发问：到底是要做部长还是做教授？似乎可以选择的路除了从政就是做教育。”

徐小平毕业后在北大团委工作，当时有一个同事，托福考了630分，能够被派去哈佛法学院留学，而最后他决定不出去。“现在，他成了标准意义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我要说的是，25年前，我们有着雄伟的社会理想，在这个理想面前，出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到了2002年，已经回国在新东方工作了七八年的徐小平，提出了“反对盲目留学、提倡有目的的留学，要为了回国而出国”的口号，他认为，这跟他的个人经历有关，跟他当年的心迹是一致的。

徐小平说，上世纪80年代早期，他们的出国热情被社会激情所掩盖，到了80年代中期，出国热情依然不够强。“那时我们完全处于蒙昧状态，出国为了什么？我依然没想清楚，不知道出国能够带来什么。这时有一个朋友——现在也是杰出的学者——跟我说，出去吧，出去可以解决‘八大件’(冰箱、电视、洗衣机等八种家用电器)的问题。作为北大的一个学者，他当时对出国还有着一种道德上的不安，而从家庭责任方面找到了一种心理平衡。”

“留学重组了我的精神”

徐小平说，他出国之前去换钱，那时国家只能允许一个人换100美元。在换钱的地方，他看到一个美国人，手里拿着1万元人民币的外汇券——相当于1.5万元人民币。“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当时就在想，我要是回北大，每个月最多只能挣到100元，要挣这么多钱，需要150个月，也就是12年！这让我对自己本人、以及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产生了强烈的怀疑：一直说我们优越，至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优越。”

徐小平带着迷茫和痛苦出国，甚至有一种走投无路的感觉。

10多个小时以后他到了美国，他的一个朋友带他走进一个超市。“超市里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水果和奶酪。奶酪有几十桶上百桶，各种乳制品琳琅满目；而来自于全世界的水果这里都有。1987年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抢购潮,我出国前在上海第一百货，只买到一个20元的收音机。坦白地说，当时我并没有崩溃，我在想，我们美好的制度是一个货架，这个货架上还需要放上东西。”

而走进书店，徐小平看到了各种国内禁止的杂志和书籍。“但我并没有从中看到什么不好：伟大的思想看来可以跟卑微的人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对徐小平触动最大的还是另一幕场景。

1987年10月，美国经历了黑色星期一，股票市场暴跌，国内对此纷纷做了报道。“我在年底最后一天的半夜到了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圣诞节的灯景还没散去，每家每户的门前，景色就跟童话世界一模一样。我没有在这里看到悲伤和崩溃，相反，我从小到大梦想中的童话世界就在眼前。这一切与中国只隔了10多个小时的飞机旅程，在这一差距面前，一个30多岁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思想进行了重新组合，就如同山呼海啸一样地剧烈，也奠定了我一生追求的精神基础。”

徐小平说，他学的专业是音乐，但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收获不在于本专业，而是对西方社会大文化的了解和理解，包括语言、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等有了深刻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