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杨东平

如何保证改革的公平？

本报记者：对于高考改革步子的快慢问题，是不是一直有些争议，教育部门的态度如何？

杨：从教育主管部门的态度看，他们更为稳健一些，总是强调高考改革的复杂性和难度，牵一发而动全身，众口难调，每一项具体的改革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他们的态度在我看来过于谨慎，有不同的声音是自然的，因为牵涉到千家万户的利益。但是不能因为有不同声音就停滞不前，可以通过公开讨论，征集方案，通过改革在前进过程中解决遇到的问题，而不是止步不前。

本报记者：这次推出的这个改革基本方案，是否是一个制度设计方面的尝试？

杨：大家对高考附加的东西太多了，高考本来就是个单一的制度，全社会重视的程度越高，其所附加的东西越多，青少年和家长的压力就越大，呼吁改革就是要恢复它的本身，它就是一个学校的选拔制度。现在，高考的供求关系已经非常宽松，如果我们的制度设计比较好，可以进一步降低一次性高考给人们的阴影，如果有更多的机会，就会改善一考定终身的情况，确实需要一定的制度来淡化它的社会效应。

本报记者：在您的方案中有很多改革制度，涉及到许多人为的因素，这样的改革会让许多人产生担心，如何能够保证改革的公平？

杨：公平是高考第一位的价值，还有其他的价值，比如，增强选拔的有效性，一个选拔尺度可以适用不同的人才。公平的选拔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人际关系的介入，这样容易出现不公平的情况，我们的改革方案中还有许多不涉及人际关系介入的。

大家对公平最担心的可能是综合素质评价、自主评价、免试招生等等，但是改革方案中还有一些和这些无关，而且更容易实行。

比如，考试科目的改革，我们设计把试卷从两套改为多套，它的针对性更强，这样也可以解放很多人，实际上还是有很多非常便捷有效的措施可以做，综合评价那些可以稍后进行。

素质评价是我们的目标模式，毫无疑问也是理想模式，但要在中国实现素质评价非常困难。今后相当长时间内，我们主要能做的还是积累经验，尤其是通过中考积累这方面经验。

我个人认为这是所有高考改革中最后才加以考虑的一项。在中国现有的道德环境下，简单施行素质评价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但作为理想状态而言，素质评价显然又是合理的。要具体落实到操作层面，就要等到中国诚信环境、道德环境非常完善的时候，需要多少年谁也不知道，这也是改革最难的部分。

本报记者：现在还处于改革酝酿阶段？

杨：这些年来，我们也在进行零碎的调整和改善，但是并没有提出一个整体的改革方案，或者缺乏一个清晰的目标模式，但我们认为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应该有一个目标模式，我们不要求一天达到，可以用10年、15年进行，但是有和没有是不一样的，有了这个目标我们就知道一步步去接近目标，但是如果没有，那就是有了就改，没有了不想改。

本报记者：中国的改革模式您觉得可能会是什么样的模式？

杨：我们的方案里提到了这个目标模式，这个目标，我想所有的人，包括官方的和民间的，大家心中都有一个所见略同，那就是美国的模式，就是统一的学习能力考试加上高考自主招生，因为中国那么大的人口基数，那么多考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化考试是不可取的，高考可以选择，就像美国高校，要求某一个统一的考试达到某一个程度就够了，有的学科有特别要求的可以增加考试的门类，各个学校可以提出不同的考试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