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社部就业促进司司长于法鸣谈到，无论是当前还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劳动力总体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都不会改变。

我国人口数量预计在2030年左右达到16亿的峰值，劳动力总量的变动趋势也类似。2009年我国劳动力资源是10.6亿，预计到2020年会达到11.5亿，到2030年将达到12亿以上。劳动力的总量会持续增加，并会给就业带来巨大的压力。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也很大。农业富余劳动力的存量依据现有生产力水平估算还有1.2亿，需要转移就业。按照我国目前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化每增加一个点可以吸纳1000万的农村劳动力，现有存量还要有12年才能转移出来。如果农业生产力水平进一步提高，转移的过程将变得更长。

有一种说法是“新成长劳动力开始短缺”。事实是新成长劳动力的增速开始下降，但还在增加。而且由于是在高位上增长，增速再小，绝对量也不少。此外，新成长劳动力的概念是以16岁为标准，真正每年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则包括了20—30岁的人。比如高校毕业生，通常是在22岁以后就业，“十一五”期间平均每年在610万左右，十二五期间则会增加到约660万。

因此，于法鸣认为劳动力不是已经或马上没有富余了，“招工难”只是一个局部现象，改变不了我国长期持续的就业压力。近年来党和政府把促进就业摆在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提出就业优先的理念，正是基于对这种形势的判断。

结构性矛盾：

“招工难”“就业难”长期并存

春季农民工的招工难与秋季大学生的就业难交错产生，部分企业招工难与求职者就业难同时并存，尹成基认为，背后反映的是我国就业的结构性矛盾。

对“招工难”，之前人社部的一项调查发现，缺工突出的地区是“珠三角”和“闽东南”。广东全省缺工中有超过60%在广州、深圳、东莞三市，福建全省缺工中仅泉州市就占53%。缺工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居民生活和商业服务业、建筑业，缺工的企业主要是中小企业，岗位主要是技术工种和熟练工种，用工方式主要是季节性用工。概括起来，这类企业需要的主要是熟练的农民工。

那么，是不是农民工供不上了呢？对广东省500家企业的监测显示，300多家缺工企业，其月工资水平比不缺工企业低200—400元，且大都是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而月工资水平达到1800元以上、福利待遇较好的企业都不缺工。换言之，部分企业找不到人，主要是工资待遇比农民工外出跨地区就业时可接受的工资水平低了一些，供求双方“对接不上”，不是劳动力不足。

“就业难”折射的也是结构性问题。二季度全国十大城市岗位需求排行榜显示，餐厅服务人员、机械加工人员、力工、裁剪缝纫工等职业的用人需求大，高级技师、技师和高级工程师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分别高达1.83、1.88、1.81，而物业管理人员、行政人员、财会人员、计算机操作员等职业的用人需求相对较小。二季度应届高校毕业生占新成长失业青年的45.9%，急需就业。但其求职的主要方向恰恰是行政、财会等需求小的岗位，而机械加工等需求量大的岗位，则不论是技能要求还是预期收入水平，与毕业生情况都相差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