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立法而言，“公众参与”表面看来可能导致立法效率降低，但实际上意味着总体效率的提升。但愿《邮政法》立法草案不要成为一家之言，而是能承载更多的民意

《邮政法》第八版草案内容进一步扩大了邮政专营和普遍服务范围的问题，日前50家非邮政企业联合起草了一封质疑该草案的公开信，上交给发改委和商务部等有关部门。(东方早报9月20日)

在第八版草案中，150克以下的信件属于邮政的专营范围，5公斤以下的印刷品和10公斤以内的包裹也被列为邮政普遍服务范围，以享受国家相关优惠政策。据悉，该草案目前已提交给国务院相关部门，递交人大常委会讨论指日可待。若该草案得以最终通过，各业务领域的非邮政企业将损失50％—90％的业务量。

实际上，在该草案广遭质疑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在于，其所涉及的内容并没有向非邮政企业公开征询，而是直接提交给了国务院相关部门。随着《邮政法》若干次草案的修改、非邮政企业数次心惊肉跳的博弈，其中暴露出来的立法程序漏洞着实令人遗憾。

我国现行行政立法程序更多规定的是内部程序，不仅未将公众参与作为基本要求，即便是规定了外部程序，公众对行政立法的参与也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例如是否举行听证或讨论，行政机关拥有自由裁量权，可以作为任意性程序随意处置，而并非强行性义务。

《邮政法》所引发的种种争议，凸现“公众参与”这一行政立法程序核心机制的缺失。正如美国当代法学家哈罗德·伯尔曼所言，“法律程序中的公众参与，乃是重新赋予法律以活力的重要途径”。事实上，在利益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下，只有让相关主体的利益诉求在立法过程中得到充分反映，才能够在相互博弈中达成一种妥协，也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公众对最终立法结果的满意和支持。

此外，只有所立之法能深刻地反映民意，公民才能积极主动地去守法，行政机关的执法效率也自然提高。相反，如果在行政立法过程中缺乏民众的广泛参与，以至民意基础先天不足或民众不甚了解，将使得立法最终难以获得社会和民众的普遍认同，即便法律通过且开始实施，最终执行成本也将很高。所以对于立法而言，“公众参与”表面看来可能导致立法效率降低，但实际上意味着总体效率的提升。

就《邮政法》第八版草案的立法程序而言，一方面，一旦草案成为现实，就意味着目前我国数十万家民营快递企业、300多万快递从业人员将面临破产和失业的风险，同城、城际间的非邮政快递业务可能因此而陷入“瘫痪”，经济发展将因此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在《邮政法》立法草案屡屡成为一家之言，导致众多非邮政企业数次采取激进的方法获得话语表达权力，整体社会成本因此而大大增加。

可见，强化民众和利益主体对于立法的公平参与机制已经迫在眉睫，但愿《邮政法》草案最终能够承载着民意，破茧而出。（作者：马红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