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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发展促赶超
在守成与创新之间,选创新。在国有与民营之间,更加重视民营经济……既要“赶”又要“转”,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调整也是改革。当下贵州,正在演绎一曲主题鲜明的“双重变奏”。变奏的最强音是以改革促开放,以调整促转型。
何谓“双重变奏”?面临双重机遇:外部机遇聚合,内部机遇凸显;拥有双重优势:比较优势明显,后发优势突出;肩负双重任务:既要“赶”又要“转”。这是一个新起点,也是一个转折点。
一方面是“赶”,实现后发赶超。
根据钱纳里工业发展阶段理论测算,贵州目前尚处于工业化初期向中期快速迈进的阶段,工业化进程落后全国10年左右。2010年贵州实施工业强省战略,被视为贵州工业经济发展的一个分水岭。经过几年高速增长,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速跃居全国第一。
交通瓶颈逐渐突破,为发展增添了动力。到2012年底,全省公路总里程达到16万公里,作为“主动脉”的高速公路,过去5年新增1670公里,总里程达2600公里,60多个县实现了高速连接。
另一方面是“转”,实现转型发展,力求转向集约,转出特色,转为绿色。贵州的选择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在集聚与散乱之间,贵州选择集聚,不走“先散后聚”的弯路。
“5个100工程”,是贵州重点打造的发展平台。100个产业园区、100个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园、100个示范小城镇、100个城市综合体、100个旅游景区,让特色、集聚、循环发展成为可能。
就在5年前,省经信委在帮助制定全省第一个产业园区长田园区的规划时,还只能“偷偷摸摸地做,所用名字不得不叫做中小企业成长示范基地”,宛会东回忆说。5年后,全省工业园区如雨后春笋,达111个,入园企业近7000户。
在“轻”与“重”之间,贵州减重就轻,着力擦亮“五张名片”。
贵州人常开玩笑说,贵州有“一栋楼、一棵树、一瓶酒”,也就是遵义会议会址、黄果树大瀑布、茅台酒。如今,贵州亮出白酒、烟草、茶叶、特色食品和民族制药“五张名片”,尽显其“天生丽质”。去年全省轻工业占比较上年提高3个百分点。
在粗放与集约之间,贵州选择集约,走循环经济之路。
泥煤、矸石一起发电,粉煤灰做标砖,废水闭路循环,地处深山的贵州黔桂天能焦化公司,实现了废水废气废渣“零排放”。“煤都”六盘水一度几乎变“废都”,发展循环经济使其成功转型,避开了“资源优势陷阱”。
在国有与民营之间,贵州更加重视民营,唤醒沉睡资本,激发民间活力。实施民营经济“三年倍增”计划,去年全省民营经济增加值同比增长23.5%,占全省生产总值达40%。
在守成与创新之间,选择创新。贵州不失时机地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资源要素市场化改革,以及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财税管理体制改革等,增强了发展活力和城乡魅力,营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了八方人才。贵州朗玛科技公司,依靠一群年轻人,成功上演升级版的“中国合伙人”故事。15年前创业的第一、第二、第五名员工,如今都还在公司挑大梁。
城镇化建设则体现了另一种创新。“没地方摊大饼,但可以蒸小笼。”贵州规划建设黔中城市群,推进贵安新区建设,走有特色、集约型、生态化的山区城镇化道路。这样“一笼一笼蒸出”的小城,城在山中,房在林中,人在绿中,绝对“秀色可餐”。
转型倒逼改革,贵州正在路上。
县域发展后劲足
引入外来人才,完善考核机制,激发县域经济活力,引领县城居民走向幸福
“郡县治,天下安。”激发县域经济活力,贵州把县一级作为后发赶超、转型发展最有活力的“板块”,一是调整“指挥棒”,一是抓好“一把手”。
在盘县县长邓志宏的办公室,一张红红的增比进位表格贴在墙上,各项指标,一目了然。盘县是贵州经济最发达的县,每项指标自然靠前。可是,新的全面小康指标体系,让这位县长又多了一份压力。
今年年初,贵州开始以县为单位实施全面小康建设,出台统计监测指标体系6大项25个指标,其中人均生产总值、城乡居民收入、环境质量指数“三项核心指标”,以及群众认可度达标,成为必需的“硬杠杠”。“这意味着指挥棒变了,开始用两把尺子量发展。”邓志宏说。
锣鼓能不能敲到点子上,关键看指挥棒。
贵州“八山一水一分田”,88个县市区星罗棋布在层层叠叠的群山里头,资源禀赋差异大,发展不同步。全面小康建设考核体系实施后,评价科学全面,大家一起奋力往前冲,积极性更高了。“我穷、我不行、你要帮我”的等靠要心态越来越没了市场。
在此过程中,贵州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有序推进,不搞任务分解、层层加码、硬压指标。“全面小康,既看速度,又看全面,相较以往,县级干部干得更有方向、更加科学、更有奔头。”六盘水市委书记王晓光说。
大多数不能“被平均”,幸福感不能被代替。“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幸福指数与发展成果同步。”
作为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级,一个县工作的好坏,关键在县委县政府;县委工作的好坏,关键在县委书记。2010—2011年,贵州分两批从外省引进12名优秀干部担任县委书记,这相当于全省县级“一把手”岗位的近1/7。这在贵州是头一回,在全国亦不多见。
“从比较发达地区引进一些干部担任县委书记,可以借智借力。”贵州省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说。
“外来的和尚”到底行不行?
来到贵阳市南明区,你想象不出眼前绿树成荫、高楼林立的“新地标”彭家湾,3年前还是脏乱差的棚户区;靠近机场的东部新城已具雏形。而区委书记正是3年前从江苏引进的柯德来。
“只要对加快发展有利,对老百姓有益,就要闯就要干。”柯德来上任时这么说,上任后一直也在这么做。
去年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对12名引进的县委书记,96.3%的市级领导、92%的县委书记评价“很好”和“好”;县级领导和中层干部对抓经济的认可度也达到97.6%,认为县委书记“真抓实干”、“敢于动真碰硬”的均达到100%。
由于这些干部从较发达地区来,眼界、知识、经验的优势相对突出,往往起到“吹糠见米”的效果。“同时,引进干部也会给本地干部带来触动,激发当地干部的压力和动力。”贵州一位领导如此评价说。
前不久召开的贵州省委全会,决意建设“中国人才创业首选地”,继续引进一批县委书记等党政领导人才,一批园区管委会主任,一批银行行长等金融人才,一批学校校长、医院院长、科研院所所长,一批国有企业高级经营管理人才,一批科技(金融)副县长、副镇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