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正在由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变

2013年07月18日10:03 | 中国发展门户网 www.chinagate.cn | 给编辑写信字号：T|T

关键词：宏观调控管理供给需求凯恩斯主义经济

世界金融危机已经历经六年时间，在此过程中，各国为了应对危机冲击，摆脱经济低迷局面，纷纷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我国宏观调控也以需求管理为导向，扩大财政支出、连续降息降准、推出4万亿投资计划等。尽管这些政策对宏观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稳定作用，但是政策的实施也带来经济结构不合理、制造业产能过剩、金融领域风险积聚等众多突出问题。而且，伴随经济的进一步运行与发展，以刺激有效需求为导向的需求管理手段越来越捉襟见肘，边际效应递减现象明显。

一、需求管理是应对危机的短期选择

需求管理是凯恩斯主义核心内容，2007年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均秉行凯恩斯主义，实施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提高赤字规模、采取量化宽松政策。尽管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能够在短期内提振社会总需求，刺激经济，成为世界各国应对危机的不二选择，但是需求管理对于解决经济结构性失衡问题与经济发展的长期性问题却显得力不从心。目前需求管理已经呈现边际效应递减倾向。以应对危机为主要目的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已被世界各国过度使用，下一步政策施展空间较为有限。而且前期需求管理积累的风险不断聚集并扩大，全球货币超发，各国货币竞相贬值，致使以“欧猪五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政府债台高筑，世界金融市场新秩序难以建立，国际不公平竞争增多，社会性问题日益凸显，全球性通胀隐患一触即发。可见继续实施需求管理的成本与风险已经高于所获成效。此外，尽管需求管理有助于总量扩张，但无助于结构转型。发达经济体长期积累的消费需求膨胀、投资需求不足、产业结构空心化、财政赤字攀升、社会福利过高等问题；以及发展中国家科技创新能力不足、资本市场动荡、消费-投资结构不匹配等问题是无法通过需求管理得以解决的。

二、供给管理应作为长期结构调整的手段

供给学派于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失效的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其主要观点认为一国经济状况并不像凯恩斯主义所阐释的——主要取决于需求，而是取决于“供给方面”，即企业和企业家是否具有活力。因而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措施应向“供给”倾斜，提高企业竞争力和投资积极性。金融危机前，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实现了低通胀率、低失业率、高增长率的良好局面，甚至有人认为美经济摆脱了周期性波动规律。追朔当时美国经济增长根源，主要源于20世纪70年代里根时期及此后布什政府实行的以供给管理为导向的经济政策。同期，英国撒切尔时代也采纳了供给管理思想，迎来经济繁荣。反观当前，金融危机爆发已历经六年时间，各国扩张性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基本施展至极致，下一步，继续采取以短期刺激需求为主的措施将难以拉动世界经济增长，全球经济面临停滞危险，而与此同时，货币领域积累的巨额存量犹如“堰塞湖”，风险一旦释放势必引起全球通胀率上升。基于此，世界各国必须寻求新的经济治理出路，全球宏观调控均面临着由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型的客观要求。针对国际经济结构性失衡问题，各国未来应以结构调整为重点，通过有效的供给管理手段，适当减少政府对于部分领域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激发经济微观主体——企业的能动性，增强科技创新能力以提高生产效率，优化、改善产业结构，从而提高生产要素投入效率，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三、中国宏观调控由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变

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全球经济受到重创，中国经济增长亦出现减速。为了应对危机，我国同样采取了短期需求管理系列措施，经济增长没有出现严重下滑与萎缩。我们不能否认需求管理在抵制危机冲击中的积极作用，但是同时也应意识到当前由于需求管理过量所积累的矛盾与风险在不断聚集。李克强总理提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巴克莱资本公司更创造了“克强经济学”（Likonomics）一词。无论是“升级版”，还是“克强经济学”，探究其核心内容，都可以看到新供给学派影子。

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必须通过结构性手段治理。供给管理是解决结构问题的有效路径。纵观2013年国务院颁布的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正是遵循供给管理的思路，力图“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把该放的权力放掉，把该管的事务管好，激发市场主体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其中，行政体制改革强调简政放权，表明政府正在由“大政府”向“小政府”转变，未来将更加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财税、金融体制以结构性减税、利率汇率改革为主基调，重视扶植创新型企业与小微企业，旨在减轻企业负担，激发企业创新动力，从而激活潜在投资需求；投融资体制改革重在打破垄断格局，解除对民营资本的束缚，创造更加公平透明的竞争环境；价格改革强调还原资源环境要素的真正价值，以此降低环境负载，并间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民生制度改革更加务实，确立“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思路，避免重蹈西方国家由于“高福利”诱发的财政“高债务”覆辙；城镇化改革旨在转变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使城镇化真正成为中国促内需、调结构的长期依托。

预计下一阶段，我国宏观调控将进一步偏重于供给管理，逐步弥补前期需求管理造成的经济领域若干显性与隐性失衡问题，如积极财政政策产生的挤出效应、扩张性货币政策可能诱发的金融风险、不当产业政策引发的产能过剩矛盾等。笔者建议未来，一是实施全方位、大幅度减税计划，不仅降低企业税收负担，而且降低居民纳税税率，同时继续调整和优化税制结构，从而调节消费与投资结构，减轻中小企业经营成本；二是适度控制财政支出，将其主要限制在基础性、公益性领域，避免由于财政支持范围过宽而造成“国进民退”，形成对民间资本投资的挤压；三是注重产业结构调整，通过放宽市场准入门槛、降低融资成本等经济政策的配合，激发企业主体活力，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培育创新动力机制，使企业与市场（而不是政府）成为纠正结构失衡的原动力。 (国家信息中心闫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