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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我国钢铁企业国际竞争力较弱的状况?
徐乐江：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在促进我国钢铁工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弱化了我国钢铁产业发展的竞争压力，积累了一定的问题。如产业集中度仍然过低、产业布局不合理、技术研发和创新能力相对较差、产业链不完善等。同时，也造成产品同质化竞争激烈，钢铁企业盈利能力和盈利水平下降；产业链利润向上下游两端转移趋势明显，而高度分散的组织结构更加恶化了钢铁工业在产业价值链中的定价能力。
2000年以前，宝钢的铁矿石到岸价格没有上过每吨30美元，那时候的铁矿石企业可以说是在生死线上挣扎，不赚钱甚至赔钱。不赚钱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就是剩者生存，最后三大矿山把全球的铁矿石企业整合得差不多了。当时，几代矿山的CEO们都在破解生存难题，因为铁矿石和钢厂是惟一的一对一的关系，铁矿石只有给钢厂，只有钢厂需要铁矿石。那时的供求关系是平衡的。实行的也是长期定价机制。然而进入这个世纪以来，为什么行业状况有了这么大的变化？要我说，因为中国发展得太快了，中国人自己没有准备好，全世界更没有准备好。1973年的时候，全球钢铁产量有7亿吨，到2000年达到8亿吨，27年的时间全球钢材产量只往上爬了1亿吨。而去年呢？去年全球钢材产量达到14亿吨，我国由2000年的1亿多吨升至去年的6亿多吨，从这两组数据我们就很容易看出，这10年全球钢产量从8亿吨到14亿吨主要是中国人创造出来的。
照这样发展，铁矿石能不涨价吗？有人说是三大矿山掌握了优势，这是结果但不是原因，现在全球矿山70%海外贸易在他们手上，市场垄断、价格垄断是不争的事实。所以说，是中国的快速发展把世界铁矿石钢产量的供需关系打破了，而新的格局没有建立起来。
记者：我国虽然是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但没有形成议价权，这非常令人惋惜和担忧，主要是什么原因？
徐乐江：这主要是我国钢铁业集中度低造成的。10年前，我国进口铁矿石的三分之一为宝钢所用，而如今的情况是，我国钢铁业发展迅猛，众多企业使用进口铁矿石，也由此诞生了很多铁矿石贸易商。于是，我们看到了中国独有的两个价格：一个是协议价(以前是年度定价现在是季度定价)，一个是现货价。但是，对于日本、韩国等钢铁产业集中度高的国家却不是这样，日本4家大企业的产业集中度接近75%，作为谈判代表的新日铁与其他3家企业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而我国2010年前10位的钢铁企业粗钢产量只占全国粗钢产量的49.4%，宝钢以前作为谈判代表多年，有时我们的谈判需求很难兼顾到方方面面，所以现货市场应运而生了。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是发展速度较快带来的问题。但我相信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特别是国家振兴钢铁工业相关政策的实施，未来中国的铁矿石市场一定会迎来一个良好的秩序。
记者：您认为未来的全球铁矿石市场将会是一个什么状态，我国针对寡头垄断的局面都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
徐乐江：一个稳定的产业链，其链条两端一定是均衡发展的。目前产业链的风险已经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并将逐步释放。首先，产业链利润分配的严重不均衡难以持续。10年来，全球钢铁产品综合价格上涨2.3倍，同期中国进口铁矿石到岸价至少上涨了7倍。与三大矿山两位数的利润率相比，2010年中国钢铁业平均利润率不到3%，整个行业的利润总额不如三大矿中的任何一家。2011年上半年三大矿山合计获利34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176亿元)，而根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的统计，同期国内重点钢铁企业仅实现利润564亿元，前者是后者的近4倍。很显然，这种产业链利益分配格局是不符合产业发展规律的。其次，资源价格大起大落的风险在增加。有暴涨必有暴跌，这是客观规律。在矿业投资高回报的吸引下，全球钢铁企业和非钢铁企业开始了大规模的上游产业投资，矿石产能的大规模扩张将改变目前的供求关系。中国钢铁业高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铁矿石需求量在保持一段稳定时期后会逐年减少，未来不可避免会出现供应严重过剩后的价格暴跌。
当然，在铁矿石供求出现逆转之前，从安全获得资源的角度出发，中国一直在为打破海外资源供应的地域垄断和品种垄断，构筑多元、稳定的全球资源供应体系而努力，虽然短期内还难以打破供给的垄断格局，但应该看到，目前已经取得初步成效。从铁矿石进口来源看，中国铁矿石来源国已经发展到了40多个国家。除澳大利亚、巴西等传统资源国家，目前中国还在南非、蒙古、越南、哈萨克斯坦、柬埔寨、秘鲁、阿根廷等国的海外资源投资方面取得了进展。目前中国每年进口的铁矿石中有8000万吨属于权益矿，中国钢铁原料多元化供应已开始逐步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