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广东是中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但是珠三角与粤西之间仍然存在巨大落差。2009年，湛江城镇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为13600元，仅相当广州的60%左右。

城乡和地区差别扩大的同时，行业收入差距的扩大更为明显。

2010年，王永松从湛江的一所职高毕业后，和村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成了一名打工仔；而大伯家的堂哥大学毕业后，去了广州一家证券公司上班。

在珠三角，王永松所从事的制造业工人的年平均工资不超过3万元，而王永松堂哥参加工作第一年，其所在的证券公司仅年终奖就发了9万多元，总收入是王永松的6倍多。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各行业间收入水平最高是最低的1.8倍。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2009年，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以不到8%职工的人数，占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高于社会平均工资10倍左右。

消失的基尼系数

不同人群之间收入分配的差距，最终带来的是社会严重的贫富不均。

“我是一个彻底的无产者。”工作才一年多的王永松拍拍口袋说，我一分钱存款也没有。

王永松只是中国众多“无产者”的一分子。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根据其2004年进行的一项涉及几个省市的银行储蓄存款分布调查数据推算，前20%的储户占有银行存款的86%，而其余80%的储户只占有剩余的14%。

13亿中国人的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早在二十年前，与王永松相隔千里、远在北京的李实，也产生过类似的疑问。

1988年春，一直想搞清楚“搞原子弹为什么还不如卖茶叶蛋赚钱”的李实，参加了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成立的居民收入分配研究课题组，并开始了第一次全国规模的民间收入调查。

这也是中国首次全国性的民间调查。经过五年断断续续的调查，1993年，课题组公布了1988年中国农村基尼系数是0.325，城市是0.233。这一数据，远远超乎当时学界和政府的预料。但据李实回忆，当时社会对于收入分配不公的意见并不强烈。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重要分析指标，取值在0与1之间，如果超过0.4，便被视为收入差距过大。国际上一般把0.4设定为收入差距的警戒线，认为如超过这一水平上，极易引发社会动荡。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居民间收入分配的差距一直没有过大。收入分配的急剧恶化，首先来自于上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由于中国政府决定对数量庞大、效率低下的国企实施“减员增效”，近千万国企职工下岗，低收入阶层人数突然激增。而在之前的开放中，迅速致富的个体户的出现，以及伴随着国企改革中大批中小国企被出售而涌现出来的收入激增的民营企业家，使得这一贫富对比一时间凸现了出来。

而后，地区发展的不均衡，以及在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农民的土地增值收益被城市政府拿走等因素，使得国民间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拉大。到2004年，国家统计局公布当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65，接近收入悬殊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