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金融危机，使国际竞争力还不能称之为强大的中国产业更加认识到“自强”的裨益和必要性。危机中，中国一方面因30年改革开放而显著增强的产业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能够在世界经济严重衰退时仍保持8%以上GDP增速，即使外向型产业受到较大冲击，但工业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却有增无减。另一方面，中国产业发展长期存在的深层问题也在逆境中暴露无遗。

这“一得”与“一失”之间，其实是在殊途同归地证明：中国产业需要继续进行战略和结构调整，提升国际竞争力。

日前在上海举行的第六届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论坛上，与会中外经贸界智库在全面分析当前中国产业竞争力现状的基础上，纷纷为后危机时代中国产业的“自强”谋思划路。与会者普遍认为，虽然当今全球产业处于大变革、大调整期，且金融危机挑战严峻，但中国目前也恰逢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产业在新形势下有机会取得新突破。

中国产业竞争力直面三变

中国加速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不仅是内在需要，同时也受外部大环境所趋。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在论坛上做出判断：各国在采取超强度刺激政策和救市措施并取得一定效果的前提下，将进一步实行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重大战略调整，竭力寻找新的产业核心技术路线、创新突破方向和新的产业增长空间，以缓解可能导致的系统性风险和经济失衡的内在矛盾。

在这种“浪潮”推动之下，中国产业也必然选择“随波逐流”，加速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

金碚认为，后危机时代，中国产业竞争力将迎来三大新变化：其一，在资源环境约束日趋严峻的形势下，中国产业必须加快向“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方向看齐。其二，进一步优化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将为中国产业竞争力提供新支撑。其三，中国制造业将日趋精致化并将形成新的专业化分工优势。金融危机使从未经历过如此严重罹难的中国企业普遍接受了一次考验和“精洗”，促使中国制造业将向精致化方向转型和发展，逐步形成中国产业竞争力新的专业化分工优势。

竞争力来源于竞争当前，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不仅有外需萎缩出口受阻、贸易保护主义升温摩擦激烈、发达国家高层次“产业回归”等“外患”，而且存在产能过剩重复建设突出以及产业传统比较优势减弱的“内忧”。

商务部副部长房爱卿就在论坛上直言：产能过剩将是影响中国部分传统产业竞争力提升的一大弊因。2008年第四季度以来，不少行业的重复建设，加剧了外需严重缩水下产能过剩的矛盾。

商务部产业损害调查局提供的资料显示，从当前产业发展状况看，不少领域产能过剩、重复建设问题仍突出，有的还在加剧。不仅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的传统产业仍在扩张；风电设备、多晶硅等新兴产业也出现了重复建设倾向。

房爱卿同时指出，随着传统领域比较优势的减弱，中国纺服、轻工等劳动密集型传统行业受到了新的挑战；钢铁、造船、汽车等行业面临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微电子、通信、生物、新能源等部分关键领域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拉大。

如何冲破这些摆在产业竞争力提升面前的重重障碍？金碚将结论简化为一个道理，即“竞争力来源于竞争”。他认为，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更大提升取决于两个关键因素：第一，形成各类企业公平竞争和有效竞争的格局;第二，形成新的成本优势机制，即从主要依赖“血拼”方式维持低价格优势，转变为更有效发挥综合优势，特别是通过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来获取较高水平的投入-产出关系和产品性能-价格比基础上的市场竞争优势。

政策助力产业自强在后危机时代，中国产业何以更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执行主任罗伯特·A·罗格斯基在论坛上强调：“从长远来看，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是提升劳动生产力。中国应在提高劳动生产力、提升生产要素的竞争力、降低生产成本等方面下足功夫。”

他具体建议：首先建立保护消费者的制度和政策，建立高效市场，把消费作为中国GDP增长的重要力量。其次，要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使企业对未来经济发展形成预期判断。再次，要关注提供大量就业的服务性行业。“中国有非常大的潜力，如能在扩大内需和发展服务行业两个方面获得成功，中国的实体经济发展将得到强有力的支撑。”罗格斯基说。

商务部产业损害调查局局长杨益则围绕国家政策的作用方面给出了相关思路。杨益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从一般制造业到高科技先进制造业将是未来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两大方向。中国制造的战略重点已非过去的加工贸易/轻工业的低端制造，而是占领装备制造业、航空航天等全球战略产业的高端。

这种新形势客观要求，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需要企业、政府和行业组织的共同努力。特别是需要政府在可持续发展战略、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建设、政府管理效率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杨益建议：根据不同产业特点，实施分类有区别的产业政策，并反思某些效果不尽如人意的产业政策;形成有利于推动自主创新的科技政策，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商品产业化，并加大技术标准和体系标准的研究并制定自主各项标准(国标及部标)，以技术标准的“国际化”带动产业的国际化;实施有利于产业竞争力提升的人才政策;加快消除不利于产业竞争力提升的体制机制障碍;妥善应对贸易摩擦，为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营造有利环境。(裴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