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较为频繁的经济波动，特别是本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波动后，我们迫切需要研究的是中国经济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持续健康地发展。在笔者看来，这些条件是：

一、只有在以内需，特别是国内的消费需求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建立起来的时候，中国经济才能持续健康地发展

摆在我们面前的非常现实的问题是：一旦当靠着行政的、外在的力量将经济启动起来，需要内在机制引领经济继续发展的时候，我们却发现了内在机制的不足和无力。这里所讲的内在机制，就是靠内需，主要是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内在机制不足和无力的情况下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唯一的选择就是按照既有路径继续加大行政性的投入，于是就陷入了凯恩斯主义的依赖症，即为了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需要继续进行更大的投入。消费不足意味着企业不景气，企业不景气意味着税源的缺乏，在税收来源减少的情况下只能是开动印钞机器，接下来就是通货膨胀。

本次启动内需的政策的侧重点在于基础建设，在启动国内消费的方面虽然也有着力，但明显着力不足。鉴于消费拉动本身是一个系统工程，例如需要增加劳动者的收入，需要社会保障以无后顾之忧，难以一蹴而就，相反对于“保八”而言，靠政府投资型的基础建设却有着立竿见影、刀下见菜的效果，但这却不是持续增长的机制的建设。

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危机所以对我国影响甚大，原因尽管是多重的，但过度依赖外需，即国内消费需求不足无疑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为了在经济发展中处于主动，为了中国持续健康发展，长远地看，我们必须着力于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的建设。

二、经济健康持续发展要看企业活力是否恢复，而不在于钢筋水泥支撑的GDP的增长速度

什么是经济的真正恢复？经济的真正恢复在于企业活力的回复，而不在于GDP的增加。企业是社会的经济细胞，一个国家的强大，在于有充满活力的强大的企业。美国、日本、德国、韩国等经济发达的国家，都在于有一批历经风浪，久经考验的知名企业，我国经济发达地区所以经济发达，同样在于有一批充满活力的知名企业。相反，GDP却是可以通过其它的途径，例如单纯的政府投资就可以增加GDP的。于是就会出现一种尴尬的局面：政府投资是花钱的，企业活力是挣钱的。如果企业活力没有恢复，政府投资的资金来源就成了问题。

诚然，政府投资对于企业活力的恢复是有积极作用的，然而这种积极作用是有限的，企业活力的恢复一要看市场，看市场需求状况是否转暖，二要看政府创造的公平竞争的环境及相关经济政策，三要看企业的应变能力，看企业能不能把问题转化为机遇，能不能弯道超车。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危机给优秀的企业提升竞争力创造了机遇。据此，宏观经济政策既要有利于启动内需，更要着重于企业活力的塑造。

三、经济健康持续发展要看经济结构是否得到了调整和提升

美国次贷危机所以对我国经济影响甚大，还在于我们既有的经济结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曾经深有感触地指出，“当前的金融危机给广东上了生动的一课，过去利用廉价的土地，人力成本优势，承担国际产业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其低端生产能力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深层次矛盾暴露无遗”。既有的靠低成本，污染环境、缺少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创新能力，处于产业链低端的经济结构亦使我们非常被动。

经济危机通常是调整和提升产业结构的极好时机，危机本身是调整和提升的杠杆。马克思指出，固定资本的更新是走出危机的契机。如果经历了危机而经济结构没有得到调整和提升，那就白白地经历了一次危机。

毋庸置疑，启动内需的一些作法，不仅没有使经济结构得到有效地调整和提升，相反使结构问题更严重了。结构调整要淘汰落后产能，然而为了“保八”，以往一些低层次重复建设的、污染环境的项目，这次都重新包装而再次登场。

经济结构能否有效调整，关键是有效的调节机制，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既有的体制架构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在我们既有的体制架构中，地方政府几乎形同市场主体，片面追求GDP。根据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在给定的条件下，每个人都会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方案和行为，地方政府的领导人也是如此。在给定的条件下具有短期行为。于是有利于GDP的增加的项目，哪怕不符合环保要求，哪怕是低层次的重复建设都会上马。这种体制上的先天不足，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提升，是我们的经济结构迟迟难以调整和提升的基本层面的原因。

其次，调整和提升经济结构还有一个产业选择的机制的问题，是谁来选择未来产业的发展的方向和项目，是靠政府来选择呢，还是靠市场来选择，我以为应当是政府指导下的市场选择，是政府与市场划定不同活动区域的有机结合，政府千万不要越俎代庖的圈定。没有政府的干预，比尔·盖茨照样选择的很好，柳传志们也照样选择的很好。政府可以高瞻远瞩地指引方向，真正的选择还是让企业、企业家去决定，面对市场的时候，企业家更聪明，不仅在于他们的聪明，还在于与财产的关系使他们不能轻易地交学费。

四、中国经济要健康平稳的发展、关键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否真正建立

市场经济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魅力已经被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所证明，即使历经危机，包括这次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危机，都没有提供市场经济退出历史舞台的证据，相反，经过面对新的问题的修正，使市场经济体制更完善了。人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市场经济的伟大魅力。

我国历史上是自然经济，又搞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由于“路径依赖”，我们指导经济的作法中有很多计划经济的痕迹。例如政府过度干预经济，表现为频繁的宏观调控，而且这种宏观调控也极富计划经济特色：以行政命令方式直接干预金融机构、干预产业部门。规范意义上的宏观调控，旨在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完善监管，修补市场，其落脚点依然在于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我们的带有计划经济痕迹的宏观调控则是政府过于担心经济波动，一会怕热，即通货膨胀，一会怕冷，即经济紧缩，一旦觉察到或热或冷的迹象则立即反映过度。最近经济从防热到启动内需，再到防止产能过剩，似乎说明正是这种过渡的干预干扰了经济自身运行的规律，诱发了短期行为和经济的大起大落。市场经济的正常状态是企业与市场的博弈，频繁的宏观调控变成了企业不是看市场，而是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博弈，这将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国经济要健康持续运行就要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要建立这样的体制，至为关键的是要规定政府发挥作用的范围，规范宏观调控。

要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经济的体制，还必须规定国有企业的边界。全世界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都证明了民营经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存在的天然合理性，全世界计划经济也都证明了国有经济的低效性。我国经济发达地区都是市场积极发达的地区，同时也是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正是根据这些理论和实际的要求，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正确提出了“抓大放小”，国有经济有进有退，四两拨千斤等战略思想，并由此取得了民营经济乃至国民经济整体的发展。然而在启动经济中，却大有国进民退的趋势。无论从市场经济的要求和以往的历史经验来看，人们都没有理由为国有企业的扩张感到乐观，而应当感到担忧。这样的作法不利于有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有关政策应当对此加以限制，明确国有企业发挥作用的边界，给民营经济以平等的环境，切实保证民营企业的产权和发展空间。(李义平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