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府投资仍需发挥支柱作用，在萧条期更是如此

既然中国仍然没有完全走出两种经济体制转换的进程，仍然是两种经济体制的特点并存，那么，就造成一种结果：中国政府在调节宏观经济运行时面临着双重任务，既要刺激经济增长，又要抑制经济过热。

2007年中央银行反复收缩货币政策，其原因就是经济出现过热势头。而宏观政策一收紧，经济又很快冷下来。为此，政府又强调要“有保有压”，通过加大投资来刺激经济。

在民间投资带动作用仍然薄弱的历史时空里，中国政府投资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政府投资既可以直接投向重大公共建设、基础建设，也可以通过投向国有企业转换为市场化投资。

一些外国学者不理解中国经济模式，担忧政府投资比重过大，担忧中国银行超额放贷，其实是他们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算账不能只算账面。如果完全按照收支表来调控中国经济运行，可能中国经济只有死路一条了。成长总要付出代价的。外国当前经济上行的基础仍然不牢固，需要政府投资和银行信贷的大力支持、推动。

四、上游产品、市场渠道被发达经济体的资本所牵制，这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挑战

从石油、铁矿石、煤炭、粮食等的价格走势看，从跨国企业的市场份额看，中国经济发展所需的上游产品、市场渠道被发达市场的资本所牵制。无论日常交易还是阶段性谈判，中国都难以独立发声，即使发声也是比较微弱的。甚至于，作为煤炭生产大国却不能主导国际煤炭价格。另一方面，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足，主要体现在价格和品牌方面。

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的这种牵制不可能短期内改变。所以，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在针对自身阶段性特征的同时，还要针对国际输入因素。外界既可向中国输入通货膨胀，也可以向中国输入通货紧缩，这导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时难以独善其身。

结合中国经济的“赶超必然性”和“转轨”特征，针对经济运行面临的国际环境，我们惟有继续做好“统筹”，继续做好“有保有压”，继续做好宏观调控“节奏、力度、重点”方面的把握。但有一条，加快发展是硬道理。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相对低位，为了增长付出一些必要的代价，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2009年上半年，在全球经济极为困难的形势下，中国经济快速企稳，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表现最为出色，称“一枝独秀”并不为过。虽然困扰、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外因素依然不少，但中国经济“非典型复苏”的趋势大体可以确认。

如果世界经济不出现更大程度的衰退,我国经济很可能只需经过2008年和2009年两年的时间就会结束调整。当2009年经济完成筑底以后,我国经济会重新进入扩张期,并且扩张期可能会长达七八年之久。结合目前中国经运行数据，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初步的预期。

就股市而言，始于去年11月的这一轮上涨包含了“恢复性上涨”和“预期性上涨”，是符合股市一般运行规律和中国股市运行规律的。至于其中的投机性因素，大可不必大惊小怪。中国股市过度上涨固然与流动性扩张相关，但规范股市运行、增强股市投资理性却不能单从收缩流动性入手。全面性的货币扩张是为了宏观经济整体，治理股市、楼市偏热需要针对性的“局部政策”。否则，就可能招致“一竿子打死”的结果。

坚持积极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把握好适度原则，中国经济就可以继续保持较好的运行状态，同时在巩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深化结构调整。从中期来看，中国股市可能还会继续出现大幅度涨落情形，但大体趋势应当是反映中国经济增长和体制改革、机构调整的进程的。

投机者过度炒作，责任只能自负，这与中国经济运行本身无关。（董少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