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如何来具体理解已经出现的这些好消息？

梅新育：5月份出现了很多炒作，拿各种各样的数字来说话，尤其美国人说他们经济有复苏的迹象，银行做出的各项数字也比预期的要好看得多，第一季度的财报都比较好看，我认为这些都是靠不住的。去年危机形势非常严重的时候，会计准则刚好在那会儿改变，会计记账办法改变了，对不良资产的处理放宽了很多，以前要求减值的资产现在不减了，这个差价变成了利润显示在了报表上，这是典型的会计魔术。股市和初级产品市场的形势好转一部分是由于会计变的魔术，一部分是为了救市进行的大量资金投入，大范围的新增贷款，活跃了资本市场，但实质上经济运行并未好转。

对此，我们要认识清楚，不要当真。从美欧各国看，居民消费都还没有恢复的迹象，失业的情况也没有好转，企业和个人破产还在增多，投资和消费根本没动力，人们不会消费，都还在还账，投资也没见到有可投的地方。

美国现在新的支出项目很大部分都有“作秀”嫌疑。比如新的经济刺激法案里的高速铁路投资项目，美国政府拿出了100亿美元，也即700亿人民币，想要建立全国性的高速铁路网络以改进交通运输状况，相比我国仅上海京沪高铁就用了两千多亿人民币，令人非常怀疑这个经济刺激法案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以此来看，美国所谓的经济复苏水分太大。

彭真怀：国内来看，所谓经济回暖迹象，主要是靠中央大项目的财政投入和地方配套资金推动，而不是消费拉动的内生型增长。从今年各地区的施政措施看，最突出的一条是扩大大项目投资，认为可以在危机中抢抓新机遇，在困境中实现新跨越。这些做法是否符合我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是否利于本地乃至全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值得研究。

比如，据初步统计，十个产业振兴规划的关键词中，“加强技术改造，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出现9次，“推进产业重组，支持企业兼并重组”出现6次，“淘汰落后产能”出现4次。可见十个产业本身都存在着生产方式粗放、结构不合理等深层次矛盾，都表现出产能过剩、科技含量低和附加值不高等普遍性弊端。而一些地方政府以产业振兴为幌子，掌握资源配置权力，继续投入土地、资本营造“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如果不及时纠正，后果很严重。

祝宝良：当前，促成经济反弹的主导力量来自存货调整和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需求面依赖外部经济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改观，而外部环境低迷不振和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不利影响还在持续；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经营困难还在延续，社会投资增长乏力，经济内生的增长动力非常脆弱，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困难较大。可以说，经济运行仍未形成稳定复苏的趋势。

重视“调结构”的战略意义

《瞭望》：“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往往看到更多体现为“保增长”的措施，而给予生产力升级转型重任的“扩内需、调结构”却执行得不理想，可能是当前宏观调控面对的重要问题。

祝宝良：从2002年年底开始，我国进入长达五年多的经济扩张期，连年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积累了巨大的生产能力。现在，从经济周期的变化看，经济从收缩期转为稳定复苏期要经历“去库存化”和“去产能化”两个阶段，这其实就是调结构的重要内容。按照经济周期的一般理论，“去库存化”只是经济收缩的初期阶段，这一阶段基本要持续半年左右的时间，然后进入产能调整阶段，这一阶段一般要持续半年，甚至长达一年半以上的时间。只有当产能利用率恢复到正常水平后，企业才会进入新一轮投资，真正的经济复苏才能到来。经过去年第四季度和今年一季度的调整，我国“去库存化”过程已基本结束，从二季度开始，我国随之进入“去产能化”过程。

范剑平：其实，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经济会是U型调整的原因所在。经济下滑的过程基本上表现为去库存化的过程，中国经济去库存化的阶段基本结束，也就是说U型调整的左半边已经结束。而U型底部调整的过程是一个去产能化的过程。现在，全球经济调整，外部需求大幅下滑，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要把过去在繁荣时期大量建设的生产能力给消化掉。只有通过去产能化的过程重新建立起产需的平衡，去产能化的过程才能结束。

而现在，我国大多数行业仍然是一个供过于求的局面，去产能化的过程才刚刚开始，大量落后产能并没有真正被淘汰，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需求稍微回升，产能马上就会恢复，产品的价格又会大幅下跌，企业的效益就不可能好转。所以，对中国来讲，要真正摆脱此轮调整的阴影，成功地走上复苏之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完成“调结构”的过程。

根据我们的估算，我国的工业产能利用率水平目前只是正常时期的60%。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工业增长速度平均是在13.3%，而今年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3月份增长速度也只有8.3%。如果说13.3%是我们工业增长的潜在速度，那么这就需要供求在一个合理的状况下，而这个增长速度也是合理的。

未来要把各行业的产能利用率的水平从现在的60%提升到正常水平，一方面需要扩大内需，另一方面要把供给当中的高污染高能耗的落后产能淘汰掉。每个行业只有在产能平衡点上重新寻找到新的需求，才能获得新的投资空间。当产能过剩的时候，企业是没有信心进行大规模投资的。

《瞭望》：从世界经济历史经验来看，就像“化蛹为蝶”一样，这是一个非常痛苦也是不得不经历的过程。

范剑平：首先是任务沉重。连续五年的经济高增长，这一轮经济扩张期所形成的生产能力规模太巨大了。新增生产能力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不符合未来经济发展需求的。高污染、高能耗和低技术的企业未来是没有生存空间的，但是其淘汰的任务非常繁重。过去五年堆积起来的产能，其消化大体需要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其次，这一轮去产能化的过程复杂。如果仅仅是淘汰落后产能，只要政府下决心应该还能做到，但是现在却面临一些新问题。过去长期为出口而定制的企业，其一直瞄准的方向是国外，而现在国外需求大幅萎缩了，这类企业也就缺乏市场需求了。而这些企业并非落后产能，其大多属于高技术甚至是最先进的企业，这就造成了高端的产能过剩。

比如钢铁行业中的造船专用板以及电子行业等其他一些行业中的许多企业都是如此。对于这些企业，政府前期投入了较大的资金，而在金融危机困境下，政府扩大内需的政策对其影响不大。过去新增的生产能力里面很多都是瞄向出口需求。针对此，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能寄望于世界经济的复苏。

彭真怀：必须指出，我国经济存在着产能过剩的历史和现实基础，并有螺旋式加剧的严重态势，需要高度重视调结构的战略意义，应当有“断臂求生”的勇气，对化工、钢材等高污染、高耗能和资源性产品出口企业主动关停并转，形成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如果继续采取增加出口品种、提高出口退税率等刺激政策，就是对当前经济形势的严重误判，不但不能挽救出口下滑，而且会在误区中越陷越深，不利于改善我国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总体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