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对美国家庭低储蓄率的观察

美国家庭储蓄率变动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前长期维持在7-10%；二是1997年后，伴随着“双赤字”特别是贸易赤字显著上升，储蓄率显著下降。有观点认为，这是90年代中期后各方对美经济“过度乐观”(Euphoria)所致。80年代末90年代初，前苏联和东欧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解体，经济滑入下行轨道；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欧洲经济也因劳动力市场僵化等结构性问题表现不佳。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具有最优的经济体制，似乎无人能敌，唯一能在增长模式上对其形成挑战的是东亚模式，但1997年后，亚洲经济也受到重挫。近年来，尽管美国经济也遭遇了“9.11”和高科技泡沫破灭等冲击，但表现出很强的灵活性和恢复能力，致使市场对其“过度乐观”。这种观点显著影响着美国居民的储蓄行为。由于此次危机规模空前，预期这种过度乐观的情绪危机后会出现较大调整。

从储蓄率波动的时间分布看，美国本轮低储蓄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而东亚国家储蓄率提高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储蓄率上升更是在2002年以后，两者并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

六、储蓄率调整的可能选择

全球储蓄率不平衡客观存在，储蓄率高低差异的原因多样，似不能简单地将储蓄率高低说成只与汇率有关。希望某些长期特性在短期内改变不切实际，需从更广泛的宏观角度，综合考虑。

首先，解决储蓄失衡问题，需要综合药方。尽管高消费-低储蓄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持续，但当下并非美国提升储蓄率的最佳时机，还需同时平衡刺激消费和恢复经济增长。东亚国家降低储蓄率也需从增长模式、产业结构、价格体系等多方入手。当然，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也是其中一部分。在此次危机应对和调整中，中国通过扩大消费内需丰富经济增长动力，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规模在全球位居前列，且以纯支出型政策为主，注重改善民生、促进就业，增加农村地区及弱势群体收入。

其次，各国和国际组织应加大合作力度，加强对国际投机资本的监管。本次危机表明，需进一步加强对国际投机资本的监管，提高国际资本流动透明度。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应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预警体系，防止掠夺性投机冲击。国际社会应加强合作，完善救援机制。在新兴市场出现短暂性国际收支危机时，国际救援措施应迅速，附加条件应适当减少，以提高新兴市场国家的安全感。从国家层面讲，会鼓励这些国家减少外汇储蓄，扩大内需。

再次，合理引导储蓄盈余更多地流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新兴市场的储蓄流向发达经济体既不合理，也不符合后者寻求增加储蓄的愿望。东亚国家储蓄率调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显效，产油国高储蓄率在油价未大幅下降前提下仍将维持较高水平，因此全球储蓄不平衡在一段时期内仍会存在。为使储蓄合理流动，提高全球资金配置效率，可以考虑将储蓄盈余更多引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它们是未来全球经济的高成长点，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但缺乏发展必需的资金。

最后，应继续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当前，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计价结算大部分都集中于美元，美元是最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据IMF统计，截至2007年底，美元外汇储备仍占63.9%。当一些国家储蓄增加时，如表现为美元外汇储备，就不可避免地使资金流向美国。虽然美国为克服金融危机短期内仍需资金继续流入，但长期看，美国要调整经济增长模式，并不希望资金都流向本国。同时，全球外汇资产过度集中于单一货币，容易出现事与愿违的异常现象。因此，除加强监管合作、引导储蓄资金合理流动外，国际社会还应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经济金融政策监督，提升特别提款权的地位和作用，长期内稳步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向多元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