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济增长优先”还是“就业增长优先”？

时下，就业危机正成为继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后全球新一轮危机。2008年全球失业总数剧增2000万，全球失业总人口将从1.9亿增加到2.1亿，而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 最新数据，2009年年底，全世界可能会失去5100万个工作机会。全球失业率将升至为6.1%。对于中国而言，所遭遇的是经济周期和结构转型的双重冲击。今年的就业形势面临着改革开放30年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预计，本次经济危机的出口下降导致的非农就业减少为1763万，其中服务业664万，制造业969万。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0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称，2009年中国的就业压力将进一步加大，实际失业率可能接近10%。

相对发达国家来讲，中国的情况更加特殊，中国就业正遭遇经济周期和结构转型的双重冲击。与中国制造业的产能过剩引发制造业危机一样当前中国的劳动力过剩引发的就业危机也是结构性失衡造成的。

从产业结构失衡的角度分析，就业需求是一种派生需求，是由一国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决定的。中国三产结构偏差大并且趋向均衡的速度缓慢。从静态的角度看，劳动力在三个产业上的配置问题，主要表现为第一产业吸纳过多的劳动力，而二三产业却吸纳劳动力不足；从劳动力配置的动态调整看，中国存在着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再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过慢的现象。目前，中国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就业也相对不足。2007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仅在40%左右，不到60%的世界平均水平，更与发达国家美国80%的占比差距甚远。就第三产业内部而言也缺乏高端产业，吸纳劳动力能力呈逐年下降趋势。2001年我国第三产业需求比重为72.5%，2006年下降到了64.7%，2008年第三季度更是下降到59.2%。

从劳动力结构看，总量矛盾正让位于劳动力结构性失衡矛盾，低端劳动力过剩而产生的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事实上，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已出现结构性失业的趋势。2006-2007年间在珠三角、长三角的产业转移过程中，大批实力相对较弱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由于自然要素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上升陷入经营困境，或者企业成批地被转移出东莞、深圳等地，与之相对应的是大量农民工失去了就业机会，成为首先被挤出产业升级进程的对象。中国就业市场的供过于求的总量矛盾正让位于产业升级，低端劳动力过剩而产生的结构性矛盾。

此外，教育结构失衡造成劳动力就业市场供求脱节也是造成就业危机的基础性原因。中国的教育结构存在与市场脱节的问题，忽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技能教育，偏重高学历教育，只注重人才的入口，而忽视人才的出口，教育市场只按照教育GDP，即高考升学率这根红线，造成人才供应与用人需求和产业需求之间的供求错位。

人们往往在就业出现危机或失业浪潮来袭的时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事实上，就业是一个国家人力资本能够发挥经济效率的基础，就业结构和就业模式也是一国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业问题的解决绝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发展战略的转型，即由“经济增长优先”的发展战略向“就业增长优先”的发展战略转变。

失业率为什么会成为西方国家最重要的经济指标？为何他们的政策总是围绕降低失业率这一目标展开？究其原因是西方国家已开始由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的新阶段，发展的目标开始逐步聚焦于人的自身发展，相对来讲这是有质量的增长。比较而言，我国的高增长的GDP当中有多少是由人力资本贡献的，又有多少惠及到就业的增长？如果GDP增长的发展红利有可能不被大众所拥有，那么这种增长就是一种无效的增长。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表现出非一致性。就业与经济增长不同步体现为：就业增长率明显低于GDP增长率；就业弹性系数逐年下降。“九五”到“十五”期间经济增长由8.6%上升到9.5%，而新增就业人口却由804万下降到748万。此外就业弹性也由九五期间的0.14下降到十五期间的0.12，2008年为0.08，即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仅能带动80万个就业。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并没有对就业产生多大拉动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对就业增长产生了挤出作用,体现了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一致性。

增长优先还是就业优先不是谁先谁后的问题，而是国家发展战略的路径问题。如果增长方式不变，光靠经济增长率来拉动就业，是不可能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是提高就业容量和就业质量的关键。增长可分为低就业增长和高就业增长。国际上低就业的高增长的国家也有很多，这与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有关。

就业增长优先的最大不同是不再是投资劳动而是就业拉动。“就业增长优先”的发展模式不仅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良性互动，而且也将推动就业结构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其特点主要表现在：

在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上，注重发展有利于增加就业含量和开发利用人力资源的经济产业和生产服务领域；在要素投入上，通过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通过经济增长，真正将人口就业的包袱变成人口资源的福利因素。如文化创意产业、生产性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等；在目标导向上，把就业作为基本目标，在确定经济增长目标、增长方式、增长速度，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充分考虑对就业的影响。

因此从“经济增长优先”到“就业增长优先”型发展模式，将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加速人力资本形成、技术进步以及制度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溢出作用，推动中国经济由粗放型的斯密增长向熊彼特式的内涵增长转变，它要求与人力资源相关的一切领域，必须进行重大调整，特别是在劳动分工、就业结构、产业结构以及相关人力资源开发政策、教育培训政策、就业保障政策等方面都需要做出深刻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