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亚洲金融危机对东亚储蓄率的影响

GDP中的储蓄，包括居民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当总储蓄大于国内投资、而对外投资又不足时，多余部分就会转化为外汇储备。我们看到，储蓄率与贸易不平衡问题从1997年后逐渐突出。因此分析这个问题需要从亚洲金融危机对相关各国的经济行为和储蓄率的变化着手。

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包括东亚在内的亚洲各国受到了大幅度冲击并因此而受到惊吓。在投机资本冲击下，各国汇率大幅贬值、资本急速外流、外汇储备几乎消耗殆尽，这给东亚各国宏观管理留下了很大阴影。此后数年，各国纷纷努力扩大出口，积累贸易盈余，储备外汇资金。可以说，东亚各国储蓄率高、近年来大量积累外汇储备也是亚洲金融危机负面冲击中所学到的经验教训和自然反应。

东亚国家的高储蓄率和外汇储备，也是对掠夺性投机的被动防范。危机前后，短期资本先是大量涌入后又出现急剧逆转，对冲基金肆意投机，这些行为使东亚各国经济雪上加霜。东亚地区人民受到惊吓，并对这类投机行为充满痛恨。马来西亚在危机之初，出口萎缩、股市急剧下跌、汇率大幅贬值。当局顶住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批评，被迫实行一些临时性资本管制，维护了币值稳定。中国香港也遭受对冲基金冲击，股市价格大幅下降、汇率制度经受冲击。

危机过后，东亚国家不乏认为缺乏管制的掠夺性投机是导致危机重要原因的看法，表明国际金融体系存在重大危机隐患，希望国际社会能对其加以必要的监管。但部分国家出于种种考虑不主张对掠夺性投机资金加以监管，也不认为需要对有关监管政策框架进行调整。同时，有关国际组织也未能承担关于资本异常流动的相关监管责任，这一系列情况迫使东亚各国大量积累外汇储备以求自保。

从一定意义上讲，东亚国家储蓄率和经常账户顺差的提高也是国际组织救助方案的自然结果。在帮助东亚国家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国际组织的救助方案对本应加强管理的国际投机资本流动不置可否，对救助附加过多严格的条件，要求东亚国家加大紧缩力度：实施财政和货币紧缩、提高利率、减少财政赤字、增加外汇储备。十多年来，东亚国家吸取教训，增加了国际储备和国内储蓄，提高了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

当然，东亚国家自身也存在问题。东亚各国在经济发展模式、外债管理等方面还存在薄弱之处，相关制度建设也不完善。危机之后，各国努力采取措施对企业部门和银行机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结构改革。

同时，不少亚洲国家不断加大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教育、卫生等制度。但是，这些都不是在很短的时间能够完全见效的。

三、中国能否有效地调整储蓄率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有西方学者曾建议中国人民币贬值，但也有一些学者主张为避免出现竞争性贬值，希望中国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没有采取人民币贬值的政策，这也付出了一定代价。此后，中国经济的恢复较慢。中国当局克服困难、坚持稳定人民币汇率的努力，为阻止当时金融危机蔓延是有贡献的。

危机以后，随着市场化改革深入推进，中国加大了企业和政府部门改革的力度。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效益改善，政府财政状况良好，居民收入稳步增长。2002年后，储蓄率开始显著上升。

中国政府降低储蓄率的意图是明确的，但采取怎样的措施仍需深入研究。2005年以来，中国已将扩大内需、刺激消费作为基本的国家政策，这些政策的综合结果也必然要降低储蓄率。但对于哪些因素影响着储蓄率、这些因素的弹性如何、须采取哪些措施进行调整等问题，仍需要深入、系统地研究。

2002年以后，中国储蓄快速增长的主要特点是，居民储蓄平稳增长，企业储蓄上升明显。1998年前后，中国的储蓄率大约37.5%左右，到2007年，上升为49.9%。1997年企业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13%，到2007年，这一比例上升到22.5%。同期政府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仅上升了2个百分点。

从企业储蓄占GDP的比重看，在全球范围内已处于高水平。这一现象与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未能充分解决企业成本/利润扭曲问题有关。在计划经济时期，工人的住房、医疗、养老等成本都由企业和政府承担，工人的住房、医疗、养老等长期性支出不需从工资中支出，居民的储蓄动机并不强。那时的储蓄还被称之为“强制性储蓄”，即排队太长买不到东西。但到90年代以后，中国实施了养老、住房、医疗体制等改革，改变了原有的“铁饭碗”制度，企业不再直接负担工人的养老、住房等支出。但由于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未有效建立，这一方面迫使居民要更多地承担各类长期性支出，导致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显著增强；另一方面，劳工工资成本的真实化进程是渐进的，企业储蓄上升，也并未相应地承担社会保障体系的责任，事实上企业并未将成本扭曲形成的超高利润转移为工人的养老、医疗和保险等，这使企业储蓄显著上升。综合以上两方面因素看，居民和企业储蓄率同时上升。这也是有人建议中国将上市公司部分国有股权划拨给社保基金的重要原因。

中国虽然陆续推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但有些领域的改革尚不够到位。有经济学家认为，目前民营、私营企业已经市场化了，成本也已经真实化了。但政府机构体系没有纳入社会化管理，改革尚未取得重大突破；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的改革虽取得较大进展，但由于成本因素不确定，货币化程度不够，也会影响储蓄率的调整。当前应当加快政府部门的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