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破解城乡经济结构失衡

近年来，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二元性特征在强化，不能不说是经济发展质量方面的严重损失。城乡结构的失衡引发了经济结构失衡、分配结构、投资结构失衡等一系列内部失衡。

二元经济结构的特点，突出地表现在传统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远低于现代非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根据二元经济结构的特点，我们用二元对比系数来度量二元经济结构强度。二元对比系数是农业和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率，而一个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是指该部门的产值比重与劳动力比重的比率。根据笔者计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强度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分界线，经历了一个由减弱到增强的过程。我国二元对比系数先是由1978年的0.1643上升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0.2498（1983、1984、1985年二元对比系数的平均值）。但80年代中期以后，二元经济结构强度又有所加强，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二元经济结构强度明显增强，到2006年二元对比系数下降到0.1791。发达国家的二元对比系数一般在0.52～0.86之间，发展中国家一般在0.31～0.45之间。可见，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强度不仅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也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水平。

由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是根据要素贡献大小进行的，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对应较高的收入。因此二元经济结构强度越大，城乡间收入差距也就越大。据统计， 2007年中国的GDP结构中，农业创造的增加值占全部增加值的11.3%，但这些财富是靠40.8%的劳动力完成的。目前中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55.1%。这就是说40.8%的人创造了11.3%的财富。2007年我国的城市化率是44.94%，也就是说农村的常住人口55.1%去分配11.3%的财富。

从投资结构失衡的情况看，由于农村经济分散，很难形成规模效应，农村投资边际效用是下降的。中国农村土地本身没有资本化，其经济自我循环能力差；而且，在现行土地制度之下，土地也不值得投资。这就决定了农村的有限资金会流向城市。在过去10多年里，我国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总投资规模的比重逐年下降，1995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20019亿元，农村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为4376亿元，占比22%。2006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109998亿元，农村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为16630亿元，占比15%。10年时间，农村投资规模比重下降7个百分点，下降速度相当惊人。可见在中国宏观经济、工业经济、城市经济趋向成熟时，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失衡造成的农业经济落后成为中国内部失衡的最大症结所在，也锁闭了中国经济成长阶段最重要的内需增长。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是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建立均衡式的城乡互动和工农互动增长机制。而怎样再次聚集农村改革的势能和动力，土地这一极具配置能力的资本至关重要。土地不仅是一种生产性要素,更是一种资本性要素，因为它涉及到包括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权、要素资本赋权、发展权等在内的市场化的“三农”赋权制度改革。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在其经典著作《改造传统农业》中指出：“传统农业不能为经济增长做贡献的原因，在于资本收益率低下，改造传统农业的出路，在于寻找一些新的生产要素作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新一轮土地改革，将进一步释放土地和劳动力潜能，通过要素流动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带动中国内部的资源、体制、资金、人力、市场和商品自由流动，从而可以盘活更多的资产加入到经济增长之中，为农村经济增长提供内部支撑和长久动力。

此外，按照十七届三中全会的提法，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需要“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战略方针”，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的结构性瓶颈，通过土地资本化实现“工业下移”和城乡双向互动。工业和人口高度集中于大城市而农村局部地区衰退或发展滞后的城乡经济发展失衡的现象，在不同国家的历史和现实中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却较为普遍。外国的经验是通过资本下移、人才下移、技术下移、工业下移使大城市的工业和人口向小城市(镇)的扩散来实现城乡的均衡发展。因此抓住了土地改革的这根红线就找到了破解城乡发展失衡的金钥匙

（三）开启农村“创业型经济”，释放新一轮增长动力

近来，农民工失业引发的大规模回流成为党和国家尤为关注的重大问题。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升级，全球就业前景迅速恶化，全球失业总数剧增2000万，全球失业总人口将从1.9亿增加到2.1亿，就业危机正成为继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后，全球新一轮危机。由于长三角、珠三角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型的停产或倒闭，大量农民工首先受到冲击。失业返乡民工的数据，不同机构的统计差异很大，大致在780-4000万人区间。根据统计局对川、豫、皖、鄂、湘五省调查数据显示，提前回流民工占整个外出民工总量5%-7%。农业部固定观察点对10省市调查，民工提前回流量占民工总量6.5%。全国约1.3亿外出民工，若6%回流，对应780万人提前返乡。

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就业正遭遇经济周期和结构转型的双重冲击。正如前文分析的，二元结构是症结所在。一方面，出现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因为农业就业不足。就业不足意味着继续务农报酬非常低。另一方面，中国就业危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工业化率和城市化率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经济学理论中以城市化率（%）判定工业化的标准是：低于32%为工业化的准备期、低于36 %为工业化初期、低于50%为工业化中期、低于65%为工业化成熟期、高于68%为进入工业化后期的第三阶段即经济稳定增长阶段。尽管中国城镇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07年的44%，但是我国还处于工业化初中期阶段。因此中国的城市容量短期内还难以吸纳过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