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遭受重创，我国的出口和房地产两大引擎也趋于衰竭，需求不振和产能过剩直接导致微观企业经营困难、宏观增速大幅放缓。中国经济在经过2007年GDP同比增长11.9%的高点后，自2008年开始明显回落，并且呈现出加速下降的势头。今年三季度GDP 仅同比增长9.9%，是2005 年以来首度再次回落到10%以下。11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7年新低；11月PPI环比大降4.6% 经济活动明显收缩。另外，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也提前发出预警，中国PMI指数是预示经济周期的先导性指标，该指标包含生产、订单、出口订单、库存、采购量等多个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而该指标在今年4月达到历史高点后就一路下滑，这与中国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从今年6月份开始持续回落，从5月份的117.3回落到10月份的94.7，表现出高度的相关性和前瞻性。应该说，08年的经济回落——特别是在下半年——所出现的不是软着陆，而是快速下降的“硬着陆”势态。

然而危机与机遇并存，就转机的角度而言，金融危机对于中国，表现为经济结构的调整、发展引擎的转向，以及全球再平衡格局的形成。因此机遇也就来自于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生态重建的过程中，这恰恰是中国发展战略的由外向内三个重大调整和转变的重要机遇期：一是外延型经济增长向内涵型经济增长的转变。每一次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遇到困难和阻碍，都是加速改革、培育基础、酝酿动力、提升能力、养精蓄锐的蛰伏期。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加速人力资本形成、技术进步以及制度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溢出作用，由粗放型的斯密增长向熊彼特式的内涵增长转变。

二是由外向型经济增长向内需型经济增长转变，而这也是实现世界经济的再平衡的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2007年我国净出口率高达8.9%，经济增长中有2.4个百分点靠外需拉动。2008年前三季度我国GDP增速下滑2.3%，其中1.2个百分点是由于净出口贡献率下降引起的。经济运行的两级就是生产和消费，现在由中国生产，美国消费变成由中国自己消费来替代出口，替代美国消费！这实际是发达国家的消费权部分让渡给发展中国家。当前的世界经济格局处于一种失衡状态，美国的单边消费及不断膨胀的双赤字是失衡的根源所在。世界经济需要重新走向平衡，而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替代美国消费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过程。因此动力引擎由外向内的转换将大大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

应该说，世界经济危机客观上为我们扩大内需、调整结构、加快改革，提供了比较强有力的倒逼机制。我认为未来的第二轮经济激励计划侧重于刺激消费、制度改革和结构调整。改革开放30年中国最伟大的经验就是改革。只有改革才能更好的发展。改革与发展相辅相成。如果说，今年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在做加法的话，那么我认为明年宏观调控的思路可能是做减法，结构性减税，减少企业经营成本，让利于民。此外还应该着力改善投资结构，降低民间资本投资准入门槛。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高投资率有其合理性，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投资结构与投资效率较差。从政府为提振经济而启动的内需开支来看，以政府为主导的基础设施、基础工业投资比重过大，尽管这样可以集中财力拉动经济增长，但难以提供持续的就业空间。另一方面,庞大的民间资本却因为市场准入限制难觅合适的投资领域。因此，政府应该扩大竞争性投资领域，让民间资本参与投资，降低垄断行业的进入门槛，对存量进行结构性调整。

危机使中国经济增长引擎从外需向内需转换的拐点已现。而内需的关键在于刺激消费型经济的增长。大国经济要有大国的消费市场和内需市场，要有与之相匹配的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需要进一步改善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体系这样的社会安全网，来改变最终消费比重不断下降的趋势，来调整消费和储蓄之间的结构。这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向内需转变至关重要。英国在20世纪40年代建成，日本是20世纪60年代，韩国则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都相继建立起全社会福利体系。我国上一次的扩大内需战略就基本解决了包括告诉公路体系，农村电网改造以及扩大大学生招生规模在内的三大社会民生基础设施框架。现在的中国，也许正是建立全覆盖的、发展型的福利体系的良好机会。

此外，要促进经济向消费驱动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金融发展模式转变必须走在前面，扫清制度障碍，使金融为消费型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服务。历史地看，美国的消费模式和金融化发展，对于美国当年从生产投资型的经济转型到消费驱动型的经济就起到过巨大作用。美国经济由生产驱动到由消费驱动模式转型，发生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40年间。经过工业化浪潮，规模化工业生产已趋向成熟，工业产能开始过剩，消费需求替代生产成为增长的瓶颈，与中国当前的产能过剩而内需不足的情况极为相似（也即马克思所谓的“生产过剩型危机”）。而金融衍生产品的设计初衷不仅在于锁定风险、分散风险，更在于，通过金融创新工具的超常发展，跨越时空的转移和金融资源的配置，把远期收入和现期收入做一些调配，进而为整个社会获得消费增长提供持续不断的源动力。因此，消费金融对消费的刺激潜力巨大

三是由主要依赖国际资本向培育壮大本土资本转变。应该说，国际资本集聚能力的形成和大量国际资本在中国的使用，是中国加速工业化、市场化进程，迅速融入全球经济的重要原因。30 年前开始的对外开放，是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贸易、外资引进、资源开发、补偿贸易等方式开始的。这些方式是从当时中国低发展水平出发现实可行和最具效率的战略选择，也正是当时中国缺乏资本、先进技术和融入全球经济的能力的阶段性特征，决定了中国走上了以本国低级要素吸引外国高级资本要素的道路，然而这也决定了在国际资本流动的利益分配上，高端资本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资本输出、通过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获得大部分利益。一国的经济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本国的资本的积累能力和资源使用效率,依靠外来资本集聚来支撑工业化进程的格局是不能持久的。今天中国在全球金融中的权重越来越大，拥有60万亿元人民币的银行资产、1.9万亿的外汇储备的庞大资本规模，然而当前中国资本“量大质低”已经成为我国改革开放格局中的重大考验，如何寻求中国资本的竞争优势，实现资本战略的重大转型将对未来中国大国真正崛起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当前国际金融市场的周期调整，意味着通过兼并收购等渠道实施全球布局，迎来更佳的时机。中国的资本输出不仅仅是缓解过剩外汇储备，置换贸易顺差的简单手段，更应成为我国金融改革发展战略的核心。要充分利用目前丰富的外汇储备，由债权投资为主转向股权投资为主，一方面要通过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进一步融合，推动产业并购和结构升级，中国还没有历经全面的产业并购，例如目前，中国钢铁行业的集中度要远低于国际水平，前四大钢铁企业产量仅占市场的30%，而发达国家一般达到50-60%。因此，国内的资源密集型大企业存在进一步整合的空间。对外并购将重构中国的产业效益，也能减小外部需求萎缩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压力；另一方面，积极稳妥地抓住近期国际资源价格下滑的有利时机，为中国推进工业化进程积累廉价资源的储备。通过资本的全球战略布局，将中国的资本优势转为制度、资源和投资的优势，完成由被选择者向选择者的转型，即由“世界工厂”转为“世界资本策源地”，提高全球配置资源能力，寻求利益的重新分配，才能实现经济成长的全面跨越。

在转型过程中，由于结构调整而带来的经济增长回落是一个必须经历的阵痛过程，也是走向成熟的代价。展望2009，中国如果能够顺利完成这三大转变，那么，可以预期经过危机的洗礼，中国的经济生态系统将得到不断优化，中国经济将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张茉楠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