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处于经济转型与周期性回调的双因素叠加阶段。本轮经济转型以节能减排为抓手，一方面促进经济结构改善，另一方面也降低经济潜在增长率。在本轮周期性波动中国际因素作用明显，国际性“瓶颈”供给硬约束和出口需求的有限约束是本轮经济回调的重要成因，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经济转型与周期性回调双因素叠加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本轮经济调整的长度和幅度都将加大。为此，我们应当未雨绸缪，调整思路，预防经济由缓跌转向急跌。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

宏观政策动向课题组

中国经济增长正处于逐步回调的态势之中，关于这一点大家都没有异议。各类先行指数，包括工业企业亏损额、重工业与轻工业增长速度之比、采购经理人指数、港口吞吐量和新开工项目计划投资总额等，也都毫无例外地表明这一点。但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经济的回调？未来的经济是继续处于我们所需要的缓跌状态，还是会出现我们所不希望看到的急跌情况？经济调整的时间是长还是短？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经济转型与周期性波动“双因素”叠加导致我国经济回调

经济转型经常被视为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一个成因。但是，如果就某一时期特定的政策导向型经济转型而言，则最好是把它与经济周期性波动分开考虑。这样做的理由在于：一是此时的经济转型基本上是外生的，其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方向和作用时间基本上不受经济运行的影响；二是此时的经济转型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明显而独特，客观上需要拿出来单独分析；三是在经历一段时期之后，特定的政策导向型经济转型就自动消失了，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还将一如既往地持续下去。

经济转型带来经济增速的相应减缓。中国经济的新一轮转型始于“十一五”规划的制订与实施。其目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缓解经济增长与自然环境的矛盾、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转型对经济的影响同时体现在经济总量增长放慢和经济结构出现调整等两个方面。

首先，经济转型会直接带来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一是降低潜在经济增长率。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一国（或地区）经济所生产的最大产品和劳务总量的增长率，或者说一国（或地区）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和充分配置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大经济增长率。这里讲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资源和生态资源。为了实现经济的转型，自然资源和生态资源配置的门槛被提高，可以利用来促进经济增长的要素质量更高，数量则会减少，潜在经济增长率随之降低。二是价格因素和管理体制的变化必然导致现实经济增长的下降。能源、劳动力等要素价格的逐步改革和对环境保护的强化管理，必然增加企业经营成本，降低利润率，减弱投资积极性。为了部分对冲上升的成本，企业往往提高产品售价，从而会降低国际市场竞争力，减少产品出口。在消费领域，当前我国的两个热点恰巧又是两个高能耗的行业——汽车与房地产。汽车是高能耗产品，自然是不言而喻。至于房地产也是高能耗的领域，却并不是每个人都很清楚。实际上，我国城市住房的能耗占全国总能耗的比重高达37%。而且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城市住宅的能耗平均高出3.5倍。在这种情况下，提高能源价格对汽车和房地产的消费必然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

其次，经济转型集中表现为产业结构的转型，短期内间接导致经济增长减速。近几年来，政府通过各类手段，促使产业结构升级，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缓解环境保护的压力：一方面加快“二高一资”(高污染、高耗能、资源性)产业的结构调整，鼓励和支持钢铁、水泥、电解铝、煤炭、纺织、造纸等行业的企业兼并重组，依法淘汰水泥、电解铝、铁合金、焦炭、电石等行业落后生产能力。广泛应用先进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特别是对钢铁、建材、煤炭、电力、石油化工、建筑等行业进行技术改造；另一方面，鼓励知识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这些产业涵盖生物医药、集成电路、新一代移动通信、下一代互联网、信息安全等领域，并从财税、信贷、土地和价格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促进服务业发展政策体系，鼓励社会资金投入服务业，大力提高服务业在GDP中所占比例。由于目前支持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比如建材、钢铁、化工、汽车、房地产、机械等都属于需要调整的范围，许多中小企业都将不得不从行业中退出，对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与此同时，受扶植政策不到位、市场培育滞后、相关机制处于磨合期、技术开发存在瓶颈等因素影响，新的产业成长将较为缓慢，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无法对冲前者带来的负面影响，短期内经济增长率必然随之下降。

国际因素在我国新一轮经济周期波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国民经济走出调整阶段在较大程度上依赖于国际环境的好转。最新一轮经济周期（按“谷-谷”法划分）起始于2000年，是我国加入WTO之后的第一轮周期，与历史上其他周期相比，它带有更为鲜明的“国际色彩”，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国际需求拉长了国内经济景气上升期。我国新一轮经济景气快速上升起始2002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速正式摆脱了长达6个季度的“七上八下”的区间束缚，上升至8%。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经济的增长是以一种明显失衡的方式在进行——由于投资增速过快，大量行业产能过剩或者即将过剩。面对这一情况，中央迅速展开了新的一轮宏观调控，但是受各种因素影响，调控效果并不明显。于是，有专家断言，最迟2006年中国将陷入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然而，现实情况是直到2006年中国经济失衡情况也没有明显改善，直到2007年中国经济还在加速增长。其中的一个奥秘就是：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推动下，再加上其他方面的一些有利因素，世界经济随后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升，快速增长的国际需求消化了国内的“过剩”产能，延长了中国经济景气上升期。以钢铁为例，2006年全世界钢铁需求增长了9%，但是剔除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钢铁产量还下降了大约一成。换句话说，中国的产能不仅满足了全世界的新增长需求，而且还替代了其他国家的一些已有产能。

其次，国际“瓶颈”供给硬约束和出口需求的有限约束是本轮经济回调的重要成因。影响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因素很多：有内部因素，有外部因素；有市场因素，有政策体制因素；有经济因素，有非经济因素。但是，最终这些因素都将通过对供给端或需求端的冲击体现出来。次贷危机后，国际需求减弱成为这一轮经济回调的最大冲击。

出口需求的变化对经济增长起到明显下拉作用。前几年国际经济景气的上升是国内经济景气上升期被延长的一个重要成因。反过来看，当国际景气上拉作用消失之后，甚至变成了下拉作用，情况就可能发生逆转。世界经济受美国次贷危机和高通胀的影响，已经先于国内经济进入了调整期，反映到我国出口方面就是增长速度放慢，从而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下拉作用。

国际“瓶颈”供给硬约束成为本轮经济回调的最重要因素。物价高涨是经济景气上升的滞后信号，同时又是经济衰退的先期预兆。我国物价水平的新一轮高涨起始于2007年下半年。当年7月份消费物价指数（CPI）增幅由上月的4.4%攀升至5.6%，突破了此前公认可以承受的5%的上限，创下近十年的新高。其后一路上扬，今年2-4月物价涨幅甚至连续三个月超过了8%，上半年累计也高达7.9%。在经济周期转折点上，物价高涨的背后从来就是“瓶颈”供给硬约束。只不过，过去物价高涨是国内的物价高涨，体现的是国内“瓶颈”供给硬约束，现在是国际的物价高涨和“瓶颈”供给硬约束。近几年来，国际上粮荒、油荒、矿石等原材料荒”并举，资源价格成倍上涨，引发了国内电荒、油荒、煤荒等传统“三荒”，并通过价格机制的作用直接导致了国内经济的景气回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