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宏观调控就面临三种典型的“两难”悖论：加息与阻止热钱不能两全；压缩固定资产投资与减少贸易顺差不能两全；加大“两高”行业成本与控制通货膨胀不能两全——结果自然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宏观调控也不得不投鼠忌器。
回顾本轮宏观调控的轨迹，政府频频出拳，不仅用尽加息、人民币升值、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增发央行票据、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等“十八般武艺”，而且将祭出上调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调整利息税、发行特别国债等“如来神掌”，但已出台政策的调控效果不尽如人意，将出台政策的效果还有待观察。
可以肯定的是，面对当下“低烧”运行的宏观经济存在的诸般症结，宏观调控正面临种种前所未有的“两难”处境。
从微观调控说起
自2003年以来，国家相继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等“两高”(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出台制止盲目投资的调控政策，并制定产业发展政策，当时调控的主要目标是防止潜在产能过剩、提高产业集中度。
但事与愿违，如今各行业的产能规模早已远远超出当初的“规划”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在经历大幅下滑之后卷头重来，同时产业集中度也不升反降。
以钢铁行业为例。2003年，有关部门预计，到2005年底，我国将形成3.3亿吨的钢铁生产能力，并“大大超过市场预期需求”。为此，国家和各地“原则上不再批准新建钢铁联合企业和独立炼铁厂、炼钢厂项目”。
出乎意料的是，2005年底，我国已形成炼钢能力4.7亿吨，此外还有在建能力0.7亿吨、拟建能力0.8亿吨，合计产能远远超过当初的预计水平，并且也没有出现严重而持久的供大于求现象。同时，由于主要大型国有钢铁企业都被束缚住扩张的翅膀，而小钢厂在市场需求拉动下异军突起，最终产业集中度不升反降，前十大钢铁企业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比例由2004年的34.7%一路下滑至2006年的29.4%。
过去微观行业调控的经历正是当前宏观经济调控的前车之鉴。事实上，宏观调控正越来越多地面临一些“两难”悖论，正像钢铁行业调控一样，本来希望控制产量，最终不仅“竹篮打水一场空”，反而降低了产业集中度。
按下葫芦浮起瓢
以往中国经济周期往往高开于市场自发的扩张行为，而低落于政府被迫的调控措施。但在当前这个超长的经济周期，宏观调控却似乎屡试不灵。
6月1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是工业增长偏快、外贸顺差过大、投资增速继续在高位运行、流动性过剩问题依然突出、价格上涨压力加大、节能减排形势严峻。
这些问题并非“一日之寒”，然而落到高层会议不得不关注的地步，显然说明近期宏观调控的效果并不理想。两次加息、五次提高准备金率，仍然难抑流动性过剩局面；人民币加速升值、三次调整进出口税率及出口退税率，依然难改贸易顺差飙升的势头。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面临种种掣肘，宏观调控可操作的余地越来越小。当前，宏观调控就面临三种典型的“两难”悖论：加息与阻止热钱不能两全；压缩固定资产投资与减少贸易顺差不能两全；加大“两高”行业成本与控制通货膨胀不能两全——结果自然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宏观调控也不得不投鼠忌器。
先看加息。在货币政策独立、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不可兼得的“蒙代尔三角”面前，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法定准备金率三大货币政策工具表现得软弱无力，利率成为央行最后一根稻草。然而，加息虽然可以抑止流动性过剩，但随着反过来利差扩大招致的海外热钱可能将加息的成果化为灰烬。
再看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这曾经是中国政府抑止经济过热的法宝，但在目前外贸顺差屡创新高的情况下也难以为继。经济学中有一个“储蓄-投资＝经常项目顺差”的宏观经济恒等式，可以理解为储蓄不变的情况下，投资和经常项目顺差，按下任何一个葫芦都会浮起瓢。于是，一旦压缩固定资产投资，经常项目尤其是贸易顺差将会迅速增长，导致外汇占款的源源流入和流动性泛滥，并在贷款投放冲动下为固定资产投资膨胀提供“奶水”。
最后来看节能减排。节能减排必须控制“两高”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高增长的势头。而在“两高”行业利润高增长的情况下，必须加大行业运行成本如加快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健全排污收费制度、出台燃油税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两高”行业增加的部分成本会转嫁到价格上，并导致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上涨，最终“火上浇油”式地传导到本已处于高位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形成新增通货膨胀压力。
未来调控走向何方
在“两难”困境中，未来宏观调控将何去何从？
分析人士认为，治理中国经济的内外结构失衡问题并非一日之功，宏观调控必须着眼全局，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而不是扮演目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消防队员角色。
首先，煤、电、油、运、房地产等非贸易品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不仅不应该压缩，反而应该提高。
在加入WTO后国际市场需求打开、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情况下，眼下这轮经济增长周期之长可能会超出预期。如果未来经济增长进一步加快，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迅速增长，经济增长仍然可能像2003年一样遇到这些非贸易品部门的瓶颈制约。
其次，适当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人民币升值已经不是一个问题，升值多少才是问题。加速人民币升值可以减缓贸易顺差快速增长势头，并促进国内出口部门的结构调整和升级，从长远来看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
最后，容忍一定的通货膨胀，特别是PPI的上涨。作为一个出口大国，中国工业制成品价格的上涨可以传导到其他国家，并促使西方国家上调利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流动性泛滥和贸易顺差快速增长。2004年上半年，经济过热时CPI、PPI高位上行，而贸易出现逆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记者 高建锋 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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